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是继北大国学门之后，又一在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较早且较典型的学术机构。该所自1927年8月筹办，至1931年1月改名文史研究所，历时虽仅三年半，但成绩斐然，不仅先后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32期、《民俗周刊》（初名《民间文艺》）128期、《民俗学丛书》39种、《史料丛刊》5种、《考古学会丛书》2种和《秘笈第一集》10种，且通过倡“打破学术界的一切偶像”，“实地搜罗材料，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的田野调查实践，以及利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天文学等作为研讨学问的工具，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研究视野，推动了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以及诸多学术新领域的产生，充分显示出“科学方法”引领之下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崭新趋势。
一、语史所的工作旨趣
1927年11月1日，《语史所周刊》创刊，顾颉刚代表语史所同仁作了一篇反映研究所工作旨趣的《发刊词》。
在顾颉刚看来，转型时期的学术界，要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道路，不至据守前法，不能进步”，就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范围、材料的状况和最新治学方法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他在《发刊词》中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应将自己的理性从前人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历史语言学也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鼓励研究所同仁要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新学问。①
上述论述，无论在治学理念、方法还是内容上，都包含着一种新的意义。具体来说，首先是提示了搜罗学术材料的新路径。在他看来：故纸堆中的材料和在自然界中的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只要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有益于做真实的研究，研究者的眼光里绝对不能受应用上的新旧的界限的牵绊，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下至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一律收集，作平等的研究。②尤其应注意通过田野调查或者考古，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曲本、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物品等。
其次是提倡多种研究工具交叉并用，丰富了科学方法论的内涵。语史所倡导的“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之内涵究竟是什么？观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一文，便可知：
所谓科学，并不是他的本质而在他的方法，他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换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以加以科学的研究。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③
国学和自然科学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有共通处，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对于语言历史学的研究也同样是有用的。他说：我们深知道别种科学不发达时，国学方面也要因为没有帮助而不得不十分进展的，所以我们酷望别种科学的兴起。如地质学家的研究可以补正我们考古学的研究；语言学家的研究，有益于方言调查；医学家对中医中药的分析考查，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医学在医学史上的位置；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研究，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动植物的形状和分布区域。总之，国学的发展，需求于别种科学的成果。④
在此，我们不难明白顾氏所指：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要利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为其研究提供工具。总之，一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二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他们在实践中秉此思想为指引，在西南民族研究中不仅打破了中国旧学范围和治学方法的束缚，引起了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深刻的改革，还推动了历史科学和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间的交叉整合，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研究视野，显示出“科学方法论”影响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势。
二、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之先声
语史所成立后，尽管顾颉刚曾在《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中积极号召同仁“要实地搜罗材料”，进行实际调查工作，但起初不仅不能解决调查的科学性问题，也未能真正使将调查活动付诸实践。比如，顾颉刚认为1928年出版的《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中的材料“多半是在地方志里寻来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价值不能很高。”⑤作为主编余永梁在专号后附文检讨：此专号“也是整理纸上材料多实际调查的少”，因而“不很满意”。⑥
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诚如容肇祖所说的“翻书之功为易，而探访或调查的不易”；⑦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内学人对于调查存在着无章可循的困惑，同时还面临者经费短缺的困难。⑧
在诸多的困难面前，语史所同仁没有退却，他们对西南民族研究的热情激发了强烈的学术责任感。余永梁认为：“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乘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⑨他们向学界声呼：“中山大学设在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⑩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使得他们积极促成了辛树帜、杨成志的西南民族的调查活动，开辟了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研究的新园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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