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根据当今国际上人类学家一般将18个月当作一个田野调查的时间单元，认为杨的“调查时间跨度符合调查的需要”，（32）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事实上，从杨成志与语史所同仁的通信以及他后来在《调查经过纪略》等文章中的追述，对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到，杨的云南之行时间跨度虽历时20个月，对此次出发前调查计划中“罗罗人种生活状况”的调查仅为2个月，而不在计划中的昆明周边民族调查长达10个月之久，虽有意外斩获，但也使得整个调查计划的连贯性受到限制；另外，由于滇黔内战开始，杨“不得已”改变去昭通、贵州等地调查的计划，而返回昆明；当其正在昆明调查古迹、名胜，筹备踏遍云南全省四年调查工作计划时，研究所又几次“函电交催”，这使杨“大失所望”，不得不“中途归来”！（33）致使杨中途中止调查活动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经费的“无着落”。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我们得知，杨从史禄国那里分得的六七百元以及研究所先后寄去的1200元，总计1800元左右，而在调查途中遇到的美国同行D.Rock的旅费高达“十数万”，所收集的物品“简直以数倍于原价购来”，这使杨既是羡慕又是妒忌，感叹道：
若本所果真想开掘云南省的民族、语言、风俗的宝库，对于调查非万不能不加以丰富的供给，然后才能进行。否则，徒事标榜，对于学术的阐明实无补也。（34）
待杨归来之后，语史所召开第一次所务会议，鉴于杨在西南民族调查中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何思敬当即提议“再派杨君至云南调查一次”，但因经费的有限，最后议决：“俟经费有着落时再说”。（35）
总之，笔者认为此次调查活动使原先的调查计划多次发生变化，总体上的目的性与连贯性不高，因而不能因整个调查时间跨度较大，就认为杨的调查符合西方学术界所谓的时间跨度的“科学标准。很明显，无论是对于两年来“奔走于山国”的杨还是从当时研究所同仁的意见来看，杨的“云南之行”在时间安排上是非常仓促的，这也不能不影响杨实际工作成绩。
其次是在调查方法和工具的应用上有欠成熟。
施爱东认为“成功的人类学调查多数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开展工作的”，（36）而杨只身进入凉山地区正属于“歪打正着”。事实上，在从事田野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调查者个人的体验、参与融入；另一方面更是要求调查者以客观的眼光来记录、分析调查对象，如果多人（最好其中还有女性参加）参与同一对象的协作就会大大提高观察的客观性。正如史禄国在谈到他夫人对他“通古斯”调查的帮助时说：在对少数民族的考察时，“即使是和平的考察者，如果不带家属，这些民族通常也是不大信任的。”“没有妇女的帮助，对某些民族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的了解也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对事实的观察，尤其是同一时间不同地方进行各种习俗和礼仪的观察，至少需要两名实地观察者的协作。”（37）例如，1935年费孝通对广西猺族的调查也是遵循史禄国的指导，和新婚妻子一起前往调查的。
此外，杨氏在调查工具的应用上明显不足。从云南省主席龙云给杨成志开的介绍信中，我们知道杨此去凉山是为了“考察人种，测验体格”，（38）而当史禄国在测量学生、士兵和犯人体格时，杨表现了极大的不理解，认为“赴滇的目的不是测量体格”，时间不该这么消散去。一年多的实际考察使他的认识彻底改变，杨认为外国人研究学问，总比中国人高明，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实地调查外，且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等。（39）
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使杨对云南调查的资料一筹莫展，即使在《云南调查报告》等文章出版之后，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但杨内心仍然感到他的文章尚“不能跻于专门的研究”。（40）
揭开杨对调查知识掌握有欠成熟的原因，还要从史禄国另一位学生费孝通那里寻找答案。1933年5月，费孝通师从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禄国按照欧洲传统的人类学模式对费孝通进行综合训练，仅作为人类学基础的体质人类学中的人体测量、统计、分析就花去费氏1年多的时间，为费氏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受用了一生”。（41）反观杨和史从认识到去云南调查，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杨很难向史系统学习体质人类学知识。
三、南方学界的新风
1928年6月，作为语史所领袖的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到：“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42）也正是在这种学术新风的影响之下，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的同仁都能前赴后继将先辈开创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终在南国建起一片研治学问的新园地。其学术意义主要有三点。
首先，新时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研究。
我国南方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广、种类多的特点，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源。由于地处“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地理环境有利于全年进行田野工作”。（43）独特的人文背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国内外学术团体和个人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研究的理想区域。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曾计划史语所的工作地点“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因为在他看来：“在广州的四方是最丰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44）
然而后来史语所全部撤离广州，由于地域的限制以及后来傅斯年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考古发掘等工作，因而对南部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就显得不足。相反，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却利用了这种地域优势，多次对南方少数民族作了实地调查和测量工作，从中得到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资料。如广西猺人调查、云南罗罗调查、广东北江猺人调查、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调查、海南岛黎民调查、云南摆夷（傣族）调查、乳源猺人调查、贵州苗人调查等。此外还有岑家梧对滇黔各民族考察和研究，雷镜鎏对云南澂江和贵州猺族的调查等。以上所列的调查研究成果或成专著，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均能在深入实地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及其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状况作出比较详备的考察研究。这些成就，都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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