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7年11月，辛树帜第一次进入到“前人未到之”猺（同“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为那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惊诧的同时，也为猺人的原生态的人文风俗所深深吸引，于是致信傅斯年：“望兄在史地科组织团体，赴两广云贵等处搜求材料，使吾国南方史地开研究之生面。”（11）这可作为对西南民族调查最早的倡议。
1928年5月，辛树帜再次组织动植物考察团前往猩山调查，傅斯年“嘱调查猺人风俗习惯”。进入深山腹地，原生态的语言风俗材料让辛树帜直呼：“此间实为学术界一大宝藏！”建议傅斯年挑选极能耐苦而又训练有素的调查员前往猺山作详细精到之研究，“猺山必将为世界学术界持一异彩矣。”（12）
辛树帜等人对西南民族拓荒性的实地调查，纠正前人关于猺人的错误认识。例如，北大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7期刊载《八排探猺记谈》，当时顾颉刚就非常相信此文记载的猺人每年举行腊会一次，残杀甚惨。“胜敌者取其首置之于神庙以示荣，肢其体，腊之于石窟，以供食”。他想当然地相信这是猺人汰弱留强的竞争，不仅使猺人体质成为“钢筋铁骨的蚩尤”，又不失是消除因人口增长给他们生存带来危机的办法。（13）但事实上，实地调查的结论则是：猺人“无论中年、少年哪一个不脸苍苍而言垂垂的？精神已萎靡，做事也分外缓慢。”而猺人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也令调查者大为吃惊：猺人终日忧心人口太多，不能养活，于是生儿育女之数目，往往要视他所有田地能养活几人为定衡。到了相当数目以后，所生的儿女，一概把他扼杀，抛在山谷中去，闻说连臭也不会臭的便不知去向了，并习惯而不觉其残恶行为。（14）此外，如外界传说的“若辈男女杂交混乱之状”，经过实地调查，也只能“令人哂笑不已”，（15）类于此类的误传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正如辛树帜致信傅斯年时说到：“欲求真实之记载，非有科学头脑之人，再往详细调查不可。”（16）
此外，辛树帜等人还积极主张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作为一名科学家，辛树帜的调查不囿于文字的记载，利用地理学知识及望远镜、高度表等工具辅助，绘制一份“就现在所知最详”的猺人分布地图，载明“各猺分布界限”；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将搜集的猺歌用罗马字母注音拼出。（17）在猺人的始源问题上，任国荣认为“决不能以《后汉书·西南夷传》上一个架瓠的故事为满足（杜氏《通典》已非之），亦绝非我们看一看，走一走可解决的，一方面固然要在我国地理志、县志、史书上考求，最紧要的还是利用科学方法测量他们的头骨，试验他们的脑力，再把他们的结果拢合起来作精密的比较。我希望国内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共同起来，对于这个问题作透辟而确切之研究。”（18）
顾颉刚认为此次调查出版的《广西猺山调查专号》以及稍前的《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为学界“揭示出一个题目”，使学术界“知道天地间有所谓的‘西南民族’也者，知道学问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的一回事也者”，为“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又开了一方新园地了！”。（19）此后，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一时成为“研究学问的一个大宝藏”。（20）但是，这毕竟是一次以动植物采集为主的田野考察活动，先天缺乏专业调查方法训练，加之时间短促（两个月），使得调查工作不能深入。一方面，辛树帜致信傅斯年：“深觉此间实为贵系待研究一大宝藏，惜弟此行太忙碌，通行各助教，事务亦极纷繁，未能多作调查，至觉歉然！”（21）石声汉也致信傅斯年说到：“承辛师指定作哺乳类及苔藓植物之采集，兼理队中一切函牍杂件，整日纷忙，暇晷无几；每日所能抽出为研究所之时间不多，故所获亦甚少，尚希原谅。”（22）另一方面，《猺山两月视察记》遭到了时在广西法国神父陈嘉言（Georges Caysac，1886-1946，1910年到桂传教）的质疑。陈神父在1930年版的《Bulletin M.E.P.》（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用法文将全文翻译出来，引用了19个注释并配有图片，就猺人生活区域、服饰穿着、饮食样式和生活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与任国荣差别比较大的认识。在今天看来，陈神父的看法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23）
猺山之行纵有诸多遗憾之处，却犹如空谷足音，打破了学术界对西南民族研究的沉寂空气，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已在悄悄酝酿之中了。
1928年7月，研究所刊登云南调查消息：派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及其夫人，与杨成志从事罗罗（即今天的彝族）调查。（24）调查过程中由于史禄国不敢前往“土匪遍野，山谷崎岖”的目的地，这使杨“失望极了”，（25）不得已杨成志只有千里走单骑，开始了长达两年、“足迹所经凡一两万里”的以罗罗族调查为主的田野考察工作。
此次调查活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云南民族有系统的调查，调查记载和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当杨深入前人未到罗罗居住区之后，更加深信“这是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上的故乡，心花喜放”，尽情“享受这种世外的古代生活”，随时随地，“眼不能闭，耳不能塞和笔不能停”记下了一路所见所闻。（26）此次调查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尤其对罗罗文献的搜集，“数量上比中外学人所得的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27）回粤后调查成果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结集出版；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杨成志也认为凉山可以开化，并尽自己力量所及开办了两所小学，同时引导比较汉化的“蛮子”进入汉人区以加深相互了解。抗战时期，杨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再次引起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的注意，张拟在大凉山从事开发和开化夷民，诚邀杨成志组织“西康大凉山夷民考察团”，前往凉山实地调查，“为将来开化夷民之张本”。四整个调查过程中杨成志所体现的勇猛无畏的科学冒险精神被誉为堪比张骞、班超；“明代徐霞客，欧洲麦哲伦”；“尊重科学历史的有心家”；“民族主义的实行家”等等。（29）
这些成绩在当时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30）也为中国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考察提供了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对当今田野工作仍具一定的参考意义。（31）但是如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不足之处也显见如下：
首先是由于经费的紧缺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调查的时间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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