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著《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是当时极为重要一部著述，1965年虽然以“内部本”铅印，但上世纪70年代逐渐流传国内，作者谨慎地引用了大量藏文史书，自成系统，见解深刻，论断谨严，文笔典雅，颇受西藏历史研究者推崇和利用。该书直到22年后才公开出版，易名《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历史研究，发表相关论文的刊物基本局限于《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民族研究》、《新观察》等刊物，这些刊物有着比今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与学术刊物相互配合，也发表了不少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共同影响和发展着西藏历史研究以及引导人们对西藏的理性认知。从史论上看，研究者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里开展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的视野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风格，把中国的边疆危机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但从内容上来说，除了部分学术文章外，一些关于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基本是配合政治形势而作，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优秀治学方法没有得到充分弘扬，学术观点的争鸣比较少。历史界侧重于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等，这也在影响着西藏研究与边疆研究。例如，关于西藏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期问题，就有范文澜、黄奋生、李有义与王辅仁等提出不同看法，曾经成为西藏史整理的热点。（20）对于学界而言较为重要的对外交流，除了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柳陞祺与沈宗濂合著《西藏与西藏人》（21）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关注外，几乎很少有外国学者关注中国的西藏历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也没有受到重视，仅有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收录汉文史料与部分藏文史籍。
二、西藏史研究走向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逐渐引入中国，给中国的边疆史研究和西藏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在其影响下，以政治史为主的西藏历史研究走向多元化，逐渐形成“藏学”。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导致西藏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此外，藏学研究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相继建立了多所藏学研究机构，例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和藏学研究所、青海社科院藏学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等，《中国藏学》、《西藏历史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等以刊载藏学论文为主的刊物也先后创刊，形成了西藏历史研究的热潮。
西藏古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依然是重点，尤其是藏文历史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得到了重视。1989年3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成立，先后整理出版了藏文历史著作600余种，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哲学、法律、医学、天文历算、地理、工艺等众多学科领域。其中历史方面已经有《巴协》、《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青史》、《红史》、《新红史》、《白史》、《吐蕃金石录》、《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土观宗派源流晶鉴》、《萨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布顿佛教史》、《米拉日巴传》、《颇罗鼐传》、《贤者喜宴》、《多仁班智达传》、《朗氏家族》等出版。这些著作由于藏族治史特点，无一例外都以宗教文化、宗教哲学或者藏族文学为主。1996年西藏古籍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新编藏文历史专著《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以唯物辩证的眼光阐述了西藏的历史发展观，为进一步研究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西藏考古也逐步发展起来。西藏考古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宿白的西藏文物调查，其后史前遗址昌都卡若新石器遗址，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新石器遗址等先后被发现。1995年以来，皮央东嘎遗址调查与发掘、青藏铁路考古调查以及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发掘等较大型的考古项目陆续开展。
藏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始于民国时期，但集中的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展。对于这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学术界一直关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十多年的热烈的争论，“西藏人种外来说”、王族“南来说”等一些观点已被否定，目前有影响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基本论点为“藏出自羌，藏汉同源”的藏汉同源说，另一种是“土著说”。其中，“土著说”观点认为藏族的第一支族源或者说主体族源就是自古生息在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22）
唐宋吐蕃史依然是西藏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涉及到吐蕃敦煌统治时期历史、吐蕃与丝路文化、唐蕃古道、官制、兵制、奴隶制度、人物研究、历史纪年等诸多方面。关于宋代吐蕃，流传下来的文献对其记载很少，而且当时西藏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对与内地联系紧密的青唐政权的研究遂成为西藏历史研究的重点。
元代西藏史研究在1978年以后，涌现了较多的著述，主要研究内容为阔端、八思巴等人物研究，宣政院、帝师制度、十三万户等制度研究，特点仍然是围绕中央首次将西藏归于治理之下展开论述，其中以《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为代表的著作以元代“僧俗并用，政教合一”为线索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23）
明代西藏历史研究在1978年以前较为薄弱，仅有王忠在1963年发表的《评理查逊〈西藏简史〉关于明代西藏地方历史的谬说》等少量文章，（24）1978年以后，帕木柱巴政权与明朝对西藏的广封众建研究成为重点，同时有不少著述讨论了边疆地区的茶马互市和驿站，以及经济表层出发的朝贡贸易研究。（25）
清代的中央政府强化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政策，所以有关藏事在清代诸多藏、汉文历史文献中都有所反映，形成了大量清代藏事档案。由此，对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内容上不仅仅是政治史，还有向其他方向扩展的法律、经济、社会和宗教研究。在边疆治理研究上，主要集中在驻藏大臣、治理政策、西藏宗教首领与北京的联系等方面。在吴丰培对驻藏大臣研究的基础上，从1980年开始，驻藏大臣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理论上肯定了中央政府的这一治藏制度。2008年召开的“清代驻藏大臣与西藏治理综合研究”学术会议更是将驻藏大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就西藏本土史而言，从固始汗进藏到七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局势动荡剧烈，此段时间为学界研究热点，尤其是对五世达赖、波罗鼐、阿尔布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研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清代涉藏档案史料的陆续出版是紧密相关的。关于藏军、西藏革命党、西藏货币、清川滇边改革、藏族近代人物的专题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受到重视。（26）
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藏历史研究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以社会史为主导的历史研究方法兴起，以及民族与国家、地方与中央等新的研究视角下，非西藏政治史的清代西藏边疆研究应该得到重视。当然，这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大量藏文档案的开放程度与利用有关。西藏在晚清遭受了西方的觊觎、传教、两次英国的军事侵略，以及内部政局动荡，再加上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西藏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所以近代西藏史的内容特别丰富，但限于未公开史料的限制，西藏近代史研究目前形成了以大事为主线，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西藏与外国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内容为主的格局。目前学术界已经在“西藏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地位”、“西藏与麦克马洪线问题”、“国民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等问题上做出了深入研究，但以西藏地方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依然薄弱。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诸多原因有关。国内学术界推出以西藏本土的近代历史为主写史的西藏近代史专著，迫在眉睫。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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