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方法、新理论与新视野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开始介入西藏历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体系--“藏学”，无论是研究对象、方法，还是理论框架，亦在不断完善之中，但西藏历史研究作为其中的重点却相对保守，仍然在讲求使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虽然其中也不乏少量运用逻辑分析法、比较法、心理分析、计量法来进行西藏历史研究的论述，但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影响历史学界的社会史学、年鉴学派等局部理论的吸收则不大。
实际上，边疆史以外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华北和华南农村与城市的研究上，近年来以社会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颇为兴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之所以是专史，是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其作为历史的叙述主体或视角有所不同。之所以是总体史，是相对于其他史学范式而言，如中国的正统史学（官方史学、正史史学）、乾嘉史学等。目前，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以社会史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很少。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李安宅先生提出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科学方法，选择典型寺庙，对寺庙管理结构、体系及其运转方式进行研究。（33）从一定意义上看，国外近代史著作《喇嘛王国的覆灭》（34）可以看作从社会史总视角下以政治史为主考察近代西藏社会变迁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理论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等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理论是否能被西藏史研究所鉴借？当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西藏历史研究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前提。西藏历史研究必须以坚持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反西藏分裂为使命。例如，“冲击-回应”模式不可套用在西藏近代史上，以这种模式进行研究势必回避近代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在这个前提下，西藏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术语、视角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确定 和研究，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对于三者的定义还存在分歧。
②《清华大学》第6卷，1（2）期，1950年4月。
③《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
④军委情报部编，1950年内部印行。
⑤上海《大公报》1951年2月16日。
⑥《历史教学》1955年12期。
⑦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集。
⑧《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
⑨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⑩一丁：《关于西藏史实的几个问题之商榷》，《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
（11）《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
（12）《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13）《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14）《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15）《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
（16）均载《史学月刊》1957年第7期。
（17）唐长孺等：《同情西藏叛乱的人有什么历史根据？》，《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18）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藏族简史》、《藏族简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内部印行。
（19）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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