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抗击英国侵略依然是西藏近代史研究的重点。1978年以来，出版了大量有关论著，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英文史料及藏文史料得到大量使用。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使用了具有很高价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藏文档案。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开始引用藏于英国的涉藏档案，以《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27）等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将英国侵略西藏的政策、进程的研究推向深入化。同时，以西藏地方为主的近代史著作也开始出现，2009年西藏通史工程中的西藏近代史卷即将出版。此外，一些研究西藏近代贵族生活、近代钱币、近代藏军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对于国外针对近代西藏历史的歪曲谬论，王贵、喜饶尼玛《西藏历史地位辨》（28）做出了客观与公正的辩论。近年来，除了学术界将西藏近代区域史的研究领域不断丰富，有些著述已涉及到昌都与滇藏一带。
有关“麦克马洪线”的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通报》1995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刊载了曾世英《关于论证中印东段国界资料的一些线索》、房建昌《近代中印东段边界史略》等文章，对“麦克马洪线”的地理特点、历史根源等做了简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发表的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认为：英国约在清末吞并阿萨姆后，大体上确定了一条沿喜马拉雅山山脚的边界线，即“外线”。该文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外线”、“内线”、“红线”、“麦克马洪线”的异同问题。1990年至1995年间，房建昌针对中国与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边界问题发表的数篇文章也值得关注。柳陞祺先生对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出现两种不同版本的经过进行了研究，对于揭露英国侵略我国边疆领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9）
译著在西藏历史研究中，对于了解国外藏学情况、加强国内西藏研究的水平与视野具有很高的价值。相对国内来说，国外的西藏历史研究不仅起步很早，而且理论方法与资料的利用水平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介绍和翻译国外西藏历史研究的成果上，成绩斐然。在论文翻译成果方面，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刊载的多是国外著名藏学家的著作，涵盖了西藏古代史、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化等诸多方面，目前已出版至第18辑。在专著翻译方面，主要集中于翻译西藏近代史上的探险者、侵略者的亲身经历记述或者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著述。其中对西藏近代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是1994年翻译出版的《喇嘛王国的覆灭》（30）等。
从过去60年来看，西藏历史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经济社会、文化艺术与现实问题得到逐步重视，而传统的古代史研究有所萎缩。这种情况与国内有关西藏档案的出版有着极大关系。1982年由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整理、编译的《西藏地震史料汇编》（汉文版）发行。这是我国首次整理翻译大量的藏文档案、古籍和调查资料，其中的材料对于研究边疆历史地理、西藏农奴制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后，《灾异志·雪灾篇》、《灾异志·水灾篇》、《灾异志·霜雹虫灾》等陆续出版。198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的《清代藏事辑要》，以编年体方式辑录了清代自崇德八年（1643）至同治十三年（1874）200多年间西藏地区的史料，对于研究清代西藏史具有较高参考价值。199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存档为主编辑而成，收录了十三世达赖圆寂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期间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等奉使办理藏事及西藏各方面往复交涉的档案，尤其是对十四世达赖的转世认定和坐床等事项均由中央政府核批以及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主持坐床典礼的经过，首次做了披露。此外，《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通鉴吐蕃史料》、《藏族史料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民元藏事电稿》、《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代喇嘛教碑文》（31）等也陆续出版。199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成为新中国西藏历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史料档案汇编。该书所辑，以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为主，其中绝大部分档案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的馆藏。所辑档案，除汉文文件外，相当数量译自藏、满、蒙文文件，略有遗憾的是所辑档案以政治关系为主，经济、文化从略。
对于西藏历史研究而言，藏文档案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文档案的披露一直处于零星状态。这种局面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改善。1997年《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出版，其中辑录的敕封、法旨、封文、诉讼、化缘文、西藏地方政府和寺庙的规章制度资料比较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档案件数还是嫌少。（32）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西藏亚东关档案选编》，辑录了亚东关1401件（不包括附件）自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海关档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涵盖了西藏及其他省份藏区财政金融、交通建设、邮政电信、商业贸易、藏区经济调查与开发规划等档案史料。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著《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对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加以编排，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及西藏社会的真实面貌。2008年扎西旺都编《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分为藏文公文和档案两部分，共收公文60多篇、档案70余篇。同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羽新等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为影印存真，保持了史料的原始性，资料非常丰富。上述这些藏汉文史料整理研究和出版，为深入西藏历史研究，开拓西藏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历史研究领域，除了档案史料外，口述史料与图像史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在清代私人绘制的西藏舆图中，有马揭、盛绳祖的《卫藏图识》，以及松筠的《西招图说》、黄沛翘的《西藏图考》与其他藏区壁画、唐卡以及绘画等图像资料。另外，清末、民国时期，照相技术在我国上层社会（包括西藏地方上层僧俗）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等和藏族地区发生直接的关系后，他们用外文记载的资料也成为研究近代西藏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总的来说，无论从西藏史著述、译作、资料档案整理等方面所涉及的广度，还是从专题研究所探讨的深度来看，1978年以来对西藏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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