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批评的传统很久远，发展到清代，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史学批评家--章学诚（1738-1801年）。他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其学术代表作是《文史通义》，他很多关于史学批评的理论就出自这部著作。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了近两千年中国史学批评思考和理论的总成就，也是世界史学批评理论的重要遗产，他对史学批评的很多理论阐述，对我们今天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主通明变的批评眼光
章学诚是一位强调治史贵通的史学批评家，他阐发“会通之义”，倡导通史的编写，集中反映在他对南宋史家郑樵及其《通志》一书的评论上。
治史贵通，提倡通史的编写，这是中国史学久已有之的传统。《史记》是我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家风，明确提出了“会通”这一观念，《通志·总序》开篇即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在《上宰相书》中也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① 在郑樵看来，要“通古今之变”，这是断代史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他在立其会通之说时，极力推崇司马迁，而将班同树为批评的靶子。他说：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②
事实上，自《汉书》问世后的几百年间，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独领风骚，极一时之盛，而撰写通史者则寥寥无几，成绩极为有限。郑樵有感于此，撰写《通志》，完成了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著作。然而《通志》成书后，颇受后人讥评，尤以专事训诂考据的乾嘉学者为最。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通志》照抄旧史，“泛杂无归”；王鸣盛指郑樵为“妄人”，把《通志》评为“三通”之“最下”；戴震亦视郑樵为“陋儒”，甚至还加上“贼经害道”的罪名。末学不辨，随声附和，群起攻之，“势若不共戴天”。章学诚对这些批评郑樵的言论深不以为然，于是写下《申郑》、《释通》、《答客问》等文为其辩护。
章学诚认为，“《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竦陋，非也。”③ 在章氏看来，在断代为史如日中天的时代里，郑樵独具慧眼，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力矫班固断代为史的流弊，运用“别识心裁”，以一人之力撰成《通志》，阐发史学宗旨，自成一家之言，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此他赞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④ 对于批评者指责郑樵因袭旧史，他也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作了这样的评述：“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⑤ 章学诚并不否认《通志》有“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的缺点，但绝不能以此便全盘否定该书的价值，所以他说郑氏承通史家风，“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⑥
在会通思想的主导下，章学诚竭力提倡修通史，在《释通》篇中对修通史的利弊得失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修通史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二长是：具剪裁、立家法。同时他还对唐宋时期在通史撰述上的贡献作了评述，认为《通志》“存正史之规”，《通鉴》“正编年之的”，《通典》“以典故为纪纲”，《通选》（指裴潾所撰《太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
与主通的观念相联，章学诚主张用发展变通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提出了“因事命篇”、“例不拘常”的评论方法和原则。他说：“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⑦ 这即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史书记载的内容也应随历史发展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在撰史时，应本着“因事命篇”的原则，随事变通，而不能拘泥于以往的体裁或体例。章氏的这一批评方法和原则，集中体现在他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上。
章学诚把史籍分为“撰述”（又称“著述”、“著作”）、“记注”（又称“比类”、“纂辑”）两大类，并借用《周易》“圆神”、“方智”的用语来概括这两大类的特征。他说：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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