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春秋》学的差异，自宋代以来屡被学者论及。如宋人晁公武云："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① 是认为：汉儒重传，持专门家法；宋儒尊经，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后世学者所论，多不出此范围。然皆属定性之说，未作分析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汉、宋《春秋》学各自特点的多样性及两者间异同比较的复杂性。
因年代跨度大、内容复杂，汉、宋学的比较研究，自上世纪初刘师培著《汉宋学术异同论》后，便少有继踵者。迄今就汉、宋《春秋》学的异同而作例证分析的，唯有宋鼎宗《汉宋春秋学之异同》② 一文。在汉、宋两代绝大多数著作已亡佚的情况下，文献书目对于研究两代《春秋》学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③ 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一、著述形式
所谓"著述形式"，是指论著的著述体裁。汉代经学著作名目繁多，其基本的著述形式，前贤学者多有总结，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如马宗霍认为，汉代经著"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别有谱学、图学"；③ 戴君仁认为"可归纳为故、传、说、记、章句五种；大别之，则是解故和章句两种"；④ 王葆玹则认为"除章句和笺注之外，还有传、说、记三种"。⑤ 经学发展至宋代，著作留存、存目愈多，著述形式愈益繁杂。
关于《春秋》学的著述形式，郑樵《通志》归纳为"经"、"五家传注"、"三传义疏"等13种。⑥ 笔者根据《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的著录情况，将其形式归纳为"传"、"训诂、注"、"论、议"、"记"、"图"、"问答"、"微"、"章句"、"删"、"集传、集注、集解"、"纂类"、"疏"、"赋、类对"、"谱"、"表"、"考"等16种，分为"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和"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三类，统计如下：
可知，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有6种，这显示出经学著述形式在一定范围内的历史延续性。
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有"微"、"章句"、"删"等3种。关于"微"的体例，有二说：其一是"抄撮"，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其二是"释其微旨"，如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所载"《左氏微》"云："微，谓释其微旨。"宋代亦有多部以"微"冠名的《春秋》学著作，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鲁有开《春秋指微》、章拱之《春秋统微》等。从仅存的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来看，其内容是对经文的传解，虽含有"释其微旨"之义，却无"抄撮"之举。
关于"章句"，后世学者歧见丛杂。就汉代《春秋》章句而言，应该是一种注解体裁，即分章析句，训诂字词，释解句意，总括章旨。至于章句是否阐发义理，考《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尹更始《春秋榖梁传尹氏章句》、刘歆《春秋左氏传章句》和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主要内容是训释字词、解释句意，而少有义理之阐发。宋儒陈傅良《左氏章指》、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虽以"章"、"句"冠名，但前者重在解释《左传》中"无经有传"、"有经无传"及"君子曰"等问题；⑦ 后者《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一七十卷本，题名为《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真解》，除句解外，还包括音注，但很少作字词训诂，体例实不尽同于汉代"章句"。
汉代经学中的"删"，是删减过度繁琐的"章句"内容而形成的经学体裁，是特定学风下的产物。这类《春秋》学著作今已无存，内容当不失周全，但较繁琐"章句"大为精简。
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种类较多，有7种，显示出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的发展演变。"集传、集注、集解"虽或"复以己意笺之"，但主要是以"求圣人之意"为目的而集录三传及先儒对《春秋》的解说。"纂类"，或以诸国为纲，或以年代为纪，或以事迹类同为据，将所见于《春秋》经传之事类编为目，或再予以论说。"赋、类对"多是据《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内容编成的韵文诗赋，举纲撮要，以便记诵。相较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兴盛，"疏"体在宋代已衰落，这类《春秋》学著作仅有2部。"表"多是以表格的形式条理、表达内容。"谱"或以年纪，或以世纪，或以地系，有人谱、历谱、地谱等。"表"、"谱"与"图"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然就各自主要特点而言，"表"多以表格为形式，"谱"重时段的连续性和地点、人物的系统性，而"图"多以图表或地图为形式。"考"，主于订正事实或字词等。⑧
按各类著述形式所占比重的大小排列，汉代《春秋》学前5项分别为："论、议"、"训诂、注"、"章句"、"传"、"删"；宋代《春秋》学前5项为："传"、"论、议"、"纂类"、"集传、集注、集解"、"赋、类对"。两相比较，可得出如下认识：
1.在两代所占比重最大的前五项著述形式中，仅有两项（"论、议"、"传"）相同，显示出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例如，"集传、集注、集解"是《春秋》学历经数百年发展、名家辈起、传解迭出后的产物，它在宋代的兴盛，是宋儒不拘三传门户之见的重要体现。"纂类"是一种新的探寻经义的方法，即所谓"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⑨ 如此就事义以求经义，体现出经文解说中史学化程度的加强。
2.汉、宋《春秋》学中，"论、议"类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汉代，单项比重排第一。汉代之"论、议"，多是三传学者、尤其是左氏家与公羊家间的辩难，这反映出汉儒三传门户观念之重；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议"往往结合理义的阐发，其所占如此大的比重，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3.汉代《春秋》著述中，"训诂、注"和"章句"，再加与"章句"密切相关的"删"，三者总比重超过"论、议"，故此前学者所习称的汉代《春秋》学重章句训诂之说，当可成立。宋代《春秋》学著述形式中所占比重很大的"传"、"论、议"和"集传、集注、集解"，释解经文，阐说义理，故相较于汉学，宋代《春秋》学确有重视义理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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