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士泂]物的社会生命：徽墨的社会史研究——基于个案的历史分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22 中国民俗学网 罗士泂 参加讨论
三、结语 在当前诸多的墨书当中，尤其是一些鉴赏、识别古墨的书籍当中，往往能看到大量类似经验技巧的叙述以便让读者学会识别真正的古墨而避免上当受骗。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一个问题便是墨业当中存在伪墨现象。所谓的伪墨，需要进行细分，墨的伪品当中有伪造与仿造的区分。所谓的伪造指的是“为了图利伪造，墨的本身根本不是烟料，专门为骗人图利”。而所谓的仿造，“因为仍用上等颜料制成，像这样的伪品，固然不是真品，但也不能完全以伪品视之，应以仿品来看待比较公允。”[31]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曾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买伪墨的故事：“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试之，乃抟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庭于湿地所生。”[32]其大意便是：“纪昀曾购买明朝制墨名家罗小华监制的十六铤墨，装墨的漆盒破旧，看起来是真的古物。一试，墨却是泥块，外表染了黑色，上面的白霜，也是把它盖在潮湿的地上生出来的”。从纪昀的遭遇得到的启发便是，从纠纷类型而言，上述的墨业史料缺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类型。 事实上，通过盗用、仿冒墨号等方式而从事伪墨的生产，在当时的墨业市场中非常普遍，无论是家族内部的成员还是来自其他墨店的人员都可能会因为墨号本身所蕴藏的潜在财富而卷入其中，作为消费者的纪昀也恰恰是在此经济现象中蒙受利益的损失。当然，对于墨号持有者的主人而言，同样遭受了名誉以及利益的损失，而墨店主人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是不一而足：或登报刊载声明，或注册商标，或请求官方介入进行裁决。从纠纷解决的一般程序来说，商标牌号纠纷往往是在同业内公议之后未能解决以及行规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被侵权一方才会向官府呈控，请求官方禁止假冒。[33]然而，上文关于查二妙堂墨店所遭遇的类型不一的纠纷，尤其是涉及到盗用、假冒牌号一事，即便官府多次介入也收效甚微。即便纵观今日的市场经济中，此类盗用以及仿冒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所使用的方法也不曾改变，类似“雕牌”与“周住牌”，“白猫”与“日猫”之间的文字游戏比比皆是。我们似乎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中缺少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以及与此配套的保护体系。 不过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来自外来市场的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进入对原有市场秩序的打破与重构是徽墨衰颓的重要原因。恰如利奇所言：“社会变迁的终极‘起因’几乎总是可以归结到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但是任何变迁藉以体现的形式大部分取决于一个既定体系已有的内部结构。”[34]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传统的手工作坊性质的中国墨业遭遇到了原料、机器、产品的叠加冲击[35]，尽管经历了墨锭到墨汁的转变[36]，仍然无法阻挡其衰败的过程。而从上文的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来自内部市场的诸多因素对该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困扰，其他利益群体对已成规模且声誉较好的墨号的仿制、冒用长期存在于墨业市场中。如何规范市场、保障社会秩序更好运行也成为相关群体一直所追求的目标。正如民国时期的政府、舆论界以及科学界都从不同方面积极努力试图缓解毛笔的衰颓趋势一样，当时的政府、社会、个人也都为挽救徽墨的衰微积极努力。[37]此类努力最终未能抵住其继续衰败的颓势，在各种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诸多类似查二妙堂的墨店遭遇了各种纠纷困扰却无法从根源上根除，它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消失殆尽。可以说，查二妙堂墨号便是近代中国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对于查二妙堂友于氏墨业纠纷案例的关注，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出发呈现了商业过程中一种对抗性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为了打击“友干氏”的仿冒，在上文中我们看到了多种自我保护性方式的并用，毋庸置疑，这些方式对于维护友于氏墨业的顺利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友干氏”借用仿制墨这种方式，自然将自身与“友于氏”墨号建立起一种社会联系，原本局限于友于氏墨业的制墨此时因为其自身招牌被人仿用，导致一种人为的社会意义被赋予到墨之上。此时的墨便不再仅仅是一块供人使用的物品，而因为其制作店家的不同而被标榜上“真”、“假”的标签。就当时的社会情景来看，所有被“友干氏”生产出来的墨，都被查二妙堂友于氏墨号斥责为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谓的仿制品，或者直接称之为“假货”。墨的这种被临时建构而起的社会生命的长短取决于人们围绕着“真”与“假”的争论，以及一方的“打假”和另一方与之相抵制的程度。两者之间的争论可能会是此消彼长，也可能会是瞬间结束。就我们上述的案例而言，被赋予社会意义的墨始终伴随着这种争论而存在。 在中国墨业面临各种冲击并呈现衰颓的势态之下，那些从事徽墨生产的工人以及商家，究竟赋予了墨以何种社会意义，这是我们考察徽墨的社会生命至关重要的点。于他们而言，墨在这种状态之下，可能更多的只是与自身的生活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墨的生产、销售与否关系到的是整个墨工、墨商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本。在这个意义之上，他们表现出的一些类似于如今学界经常言及的“反抗斗争”自然值得我们的关注，借助于观察他们的反抗与否以及反抗的激烈程度，很自然地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这一时间段内徽墨发展的轨迹图。只是，无论是墨工的罢工也好，还是墨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些在徽墨业整体衰颓的趋势之下都显得如此羸弱，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得哀叹，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书写工具的革新势在必行。所幸，徽墨自身的社会生命并没有因此而被中断，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载体，它仍旧在书写工具之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实行之后，此类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徽墨制作工艺也早在2006年之时便进入保护之列，其根源就在于人们仍旧赋予墨以丰富的社会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徽墨自身的社会生命仍旧在延续着！ （原文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