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在《论蔡谟孙绰等阻止北伐》中对此论的选评也持肯定态度，指出船山从东晋世家大族的门阀习气观察，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过与林纾有三点不同之处：一是没有具体分析个人，而是从大处着眼。二是肯定船山“能说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这样大胆的话，也就了不起了”[6]22。指出船山从民族大义的角度认可君主的轮替，在《论刘裕》中，也再次肯定船山的这一见解。这是与林纾相当不同之处。三是未结合现实发表感慨。
面对《读通鉴论》，在秦至刘宋的时段内，林纾评选了73论，嵇文甫选评了10论，两者仅有1论重合且多有歧见，双方关注点的异趣之大，足以见之了。再通观嵇文甫的其他15论，综合比较两者（仅从彼此的有无来看），大致可以得出如下认识：林纾侧重于君臣伦理、气节、具体人物的评价，嵇文甫则侧重于制度变迁、经济制度、治乱兴亡、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谋略、民族思想；就主题相近的一些内容来看，前者相对着眼于细节的层面，后者所论更为宏观。
其次，关于二者对船山史论的批评角度。
说是批评角度，实际上也是评论的角度，只是借此以更突出地反映其各自的特征。林纾所评选70余论，有批评之语处多涉50余论，此处不能一一言及，其最主要的方面或可概括为：疏离史实，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见解歧义。这三者多相互联系，而以疏离史实为批评的基础和核心。
见解歧义，如针对船山“盖相可使之御将，而不可使为将；将可与相并衡，而不可与六卿并设。宋之以枢密司兵而听于相，庶几近之矣。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而兵有专治；以宰相司枢密之得失，而不委以专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遗意，而因时为节宣，斯得之与”[7]卷二《汉文帝四》“文帝罢卫将军军及太尉官合将与相为一”这一见解，林纾认为：
船山谓即相以将，似不可行。余谓：“亦存乎其人而已”。曹操于献帝时，即相以将者也，而汉焰中衰；武侯于后主时，亦即相以将者也，而残汉得保；若王敦、桓温，均未尝为相，但为大将军，而晋柄中落，几危其社稷。鄙意，在置相得人，使相可也，即使将亦无不可。若云“以枢密总天下之戎务”为得“三代之遗意”，试问赵家当时，倾全宋之力不能制一元昊，矧在契丹至于金元之祸，勿论矣。……若夫事必本三代，强今日事势之不使者，牵合而迁就之，适足以生乱，不足效也。[4]卷一《论文帝罢卫军太尉》，p5
这是对将相能否兼任提出不同于船山的看法，并以历史事实作出说明；而对于船山关于宋代枢密使的看法，更是上升到通变因时的高度予以批判。又如，《论汉之士气》针对船山所持“汉元帝诏四科举士……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7]卷四《汉元帝二》“四科销天下之气节”的看法，他认为汉元帝诏“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此元帝之夙心，非有鉴戒矫厉而出之者也。先生谓‘孱主佞臣以柔懦销天下之气节’，是言过矣”[4]卷一。也是属于此类情形。
评价的心态与方法论偏差，这一见解在《论贾谊陆贽苏轼》中有典型的体现。该文的主旨即是“不能不为东坡称枉”，可以从四个层次看其论证：首先，苏轼乃性情中人，乐观豁达，身处贬谪的逆境，不似贾谊之郁郁而死，柳宗元之痛哭。面对“苏武之胡妇，澹庵之黎涡，而船山不斥其用情之谬，而独斥东坡，何也？”其次，苏轼有诗文书画的爱好，贾谊与之无异，且其“慷慨大节，固不后于贾陆二公”，“乃必摧抑骂詈，沦之于后世轻薄名士之列。船山又似过矣”。再次，针对船山认为苏轼流于佛的指责，林纾认为，贾谊、韩愈、柳宗元、朱熹等人都或多或少有迷信、方术、佛法之惑，对苏轼也不应苛责。最后，林纾直接将船山本人与苏轼比较一番，所谓：“船山经学高于东坡，而文章不及东坡远甚。然《遗书》有《龙舟会传奇》一卷，则亦雕虫之一斑。何能轻率以诋东坡？千古文人每好相轻，实则皆客气也”[4]卷一。这是相当严重的指责了。这里的四个层次，皆归结到心态和方法，可谓对船山因偏见而执行论人的双重标准的针针见血之针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林纾对知人论世方法的充分运用，它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批评船山评论史事和人物违背了这一精神，有臆测和歪曲之处；同时也从明代的历史和船山所处的现实分析其何以如此立论。当然，作者针对不同的问题而有相对的侧重。如在《论臣节》一文中，针对船山对明代受廷杖之人“亏体辱亲”的冷嘲热讽[7]卷二《汉文帝一三》“后世戮辱大臣”，林纾指出：
明代之有廷杖，是愈益君权之尊。太祖、成祖，骄很（狠）凶残，甘人如饴，瓜蔓之抄，靖难之师，正人君子，覆灭几尽。区区廷杖，犹法外之仁耳。船山明之遗老，不敢斥其祖制，故但责邹李之无耻。用意至深，顾已酷矣。须知明之受廷杖者，何止邹元标一人，安得人人悉如高景逸之自尽，不屈于奄手？袁子才与洪稚存论吴中行之狱，亦谓：“中行为他人父母，自损其遗体”，此说即本船山。然当乾隆时，《船山遗书》未出也，子才殆自申己意，以雄辩见长。平心言之，古人本有难处，据局外一偏之见，乘瑕蹈罅，安有完肤？畏庐之喋喋言此，正欲使论古者存一仁恕之心耳。[4]卷一
知人论世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章学诚谓“论古必恕”，而“恕非宽容之谓”，是指“能为古人而设身处地”[8]《文德》。林纾此处所论，可视为对这一原则的极精彩之运用。
疏离史实，即林纾注重从史事来源和准确性上考辨船山之误。上述两种批评，皆有其史实的依据，其他诸如论《汉高之夺韩信军》的“《史记》不言”；《论贾谊陆贽苏轼》中的“《汉书·贾谊传》所载”，“《宋史》俱在”；《论汉之士气》的“元帝之诏在永光元年二月”；《论张敞》的“考王铚《默记》”；《论彭宠》的“吾按《后汉书本传》”；《论刘殷》的“《刘聪载记》乃不多叙刘殷事”；《论慕容恪之爱人》中言“盖本诸《魏缭子兵令下》第二十四章”[4]卷一，卷二等等之类，或指明材料来源，或弄清楚史事发生的确切时间和背景，无不体现着林纾的求实和严谨。从这一角度对船山所论的批评，《论光武之诏任延》是最为典型的体现。船山就任延答复光武帝的“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一语发表看法，认为“然则尊卑陵夷，相矫相讦，以兴讼狱而沮成事，抑岂天子之福乎？”[7]卷六《后汉光武帝二七》“忠臣不和非定论”林纾对此颇有意见：
延对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私”字正与“忠”反。船山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遂极论流弊，谓“下吏駤戾必翘上官之过，以为异同”。此驳不和之臣，非驳不私之臣也。……船山舍正史之言不录，而用高峻之《小史》，亦不为无故。当日金堡诸人不惟抗上官，而且抗宰相，小朝棼如乱丝，船山必亲见而亲闻之，谓“不和之臣必非朝廷之福”。故借此而发挥其胸中不平之气，非笃论也。试问“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二语，有何流弊，乃斥之为“相劝以傲”？然则徇私以媚上官始不傲耶？延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雷同”二字，正指阿私而言。若真和者必不同，合上下语气，洞然易晓。船山必用《小史》以坐言失言之罪，此律亦为失入。[4]卷一
不同史籍所载言语的一字之差，直接影响到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这种评价的再评价。如果说，此处所言还有对船山改用一字之用意的理解，在《春觉斋论文》中则是更为严厉的批评：船山“往往入古人于冤狱……骂人到快意处，倒将正史之文撇去，寻觅笔记中讹谬之言，力入古人之罪。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此言见之本传，见之《通鉴》，无可议也。船山忽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和字原可为私字之讹笔。忠臣不私，本无可驳。若言忠臣不和，则留下无数罅隙，生人议论矣。诸如此类，一部《读通鉴论》中，奇冤之气触天。”[5]91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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