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微观史学。在西方史学界，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史学也曾热衷于宏大问题，但后来随着“语言学转向”、“叙述转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对整体史提出挑战，主张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微观史、新文化史兴起之后，史学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具体，以至于被一些学者诟病为“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史学界还远未达到欧美微观史学的地步。不过，最近20余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以及西方微观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的影响，通史类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以致引起了一些历史学者的担忧，将之视为“碎片化”进行批评。但王笛却对此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碎片化’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仅仅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24）他从三个角度对此作了辩护：一是碎片研究有利于整体史的认识。“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的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了非常有意义的玄机，因为犹如我们拼图一样，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当我们了解越来越多的碎片，使我们日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二是碎片研究应该“以小见大”，由个案上升到理论分析。也就是说，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这本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正如《茶馆》，虽然考察的是一个“微观世界”，却关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对成都和其他城市的理解。三是即便“以小见小”的研究也有其价值。把小问题同大问题联系起来，升华到一定高度，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一些研究不能把课题放到更大的宏观问题上去讨论，“以小见小”，也不能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不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更应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如果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25）
《茶馆》的另一个理论方法资源，是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其研究主体就是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它与微观史是密不可分的一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在欧美渐成气候，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身体、形象、大众文化都得到明显的发展。新文化史的产生和推进受到诸多名著的影响，如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提供了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人物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反映了这种理论趋向，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文化的阐释》对新文化史有很大启发。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有美国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意大利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法国拉杜里的《蒙塔尤》以及法国达恩顿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等。美国学者也发表了关于中国史的新文化史成果，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等。上述作品都对王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6）
在新文化史学的刺激下，王笛对中国传统史学表示了不满。他说，传统的中国历史书写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似乎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更加悖谬的是，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却十分轻视。与此相反，王笛对成都茶馆和街头的研究，将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付诸实践，把下层民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试图证明“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27）
在微观史、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之下，还有两个取向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民众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关系。王笛认为，西方史学界越来越多地从公共生活的角度考察城市史和地方政治的演变，例如通过研究酒吧、酒馆、咖啡馆等，可以看到在不同世界和地区的人们怎样从事公共生活，怎样使用他们所建立的公共空间。《茶馆》的研究，无疑借鉴了这些研究的视野和框架。不过，王笛所使用的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哈氏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而茶馆考察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市民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只有当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才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物质”的公共空间从而演变成了社会和政治空间，与哈氏“公共领域”具有了同样的意义。（28）二是微观史和新文化史强调历史叙事，即“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方法”。王笛对茶馆的研究，力求循此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变得简单易懂，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使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对“事件”进行观察。因此，不仅本领域的专家，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喜欢阅读、读得明白。（29）
由上可见，如果没有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茶馆》、《街头文化》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茶馆》的结构与叙事
问题意识的解决，总是以结构和内容来呈现的。一般说来，呈现历史的方式有两类，或以纵向历史为基本线索，在变化中展现历史现象的各个方面；或以横向专题为基本结构，在各个专题中展现历史变化。两种形式各有其优势，无所谓高下，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就茶馆来看，由于事件性不强，资料又比较零散，呈现历史的方式属于后者，王笛认为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首先，可以使杂乱无章的资料更系统化；第二，可以就茶馆的某个方面进行比较完全的描绘”。（30）
在王笛的问题意识中，茶馆是精英和民众、国家和社会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冲突的一个舞台，所以《茶馆》分三个专题进行阐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第一部分“茶馆与社会”。从茶客的角度，反映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日常休闲的作用，可称之为茶馆的社会文化史。一是在茶馆中各种人物的休闲生活，主要讨论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各色人等所创造的茶馆文化，茶馆怎样成为街道和邻里的中心。人们怎样在茶馆中相互作用，在公共场所建立起社会和职业网络；二是茶馆的戏剧表演与娱乐活动，主要考察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娱乐活动，艺人怎样以茶馆为生，观众在茶馆戏园中有怎样的行为和角色，地方精英和政府为什么要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三是茶馆的阶级和性别，主要分析不同行业和社会集团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茶馆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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