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茶馆为解决民间纠纷提供了场所。在成都，人们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于是茶馆成了社区联系和邻里认同的中介。袍哥在“吃讲茶”的调解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地方社区建立起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吃讲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裁判是在公众监视下进行的，调解人尽量主持公正，否则其声誉和公信力将受到损害。即便调解不成功，在公众面前，暴力事件也难以引发，而发生暴力冲突时也容易被公众所制止。在传统时代，国家承认社会自治，对这种“民事法庭”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清末民国时期，虽开始控制或禁止这个活动，但民众仍不相信官府，宁愿把裁决权交给地方有声望的人，于是茶馆讲理这种非官方力量就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在王笛看来，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茶馆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现代化的冲击，“当得到政府支持的强大的新企业面对这些小商铺以及它们的同盟军时，这些现代企业似乎不再有在沿海地区那样的威力了。小商业成功地铸造了防止现代性进攻的‘万里长城’”。（53）这一认识深化了近代以来乃至今天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通过以上对《茶馆》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叙事呈现以及核心见解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王笛对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茶馆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做了多面解剖，对茶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使茶馆史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大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与已有的西方城市史、新文化史、社会生活史著作相比，《茶馆》一书不仅毫无逊色，且别开生面、富有特色。职是之故，《茶馆》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学问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茶馆的研究，还可以用之于城市饭馆、杂货店等问题的研究，对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服务业也具有借鉴价值。
当然，在推崇《茶馆》一书的同时，我仍想从方法论角度谈几点或许称得上改进或提高的意见，以与作者和其他读者交流：
第一，作者对《茶馆》内容的呈现，有一些明显的重复之处。譬如，每一章最前面都简介本章的内容，最后又有一小节做总结，内容多为类似。本书最后一章“结论”，对全书进行总结，与每一章的首尾简介和小结又多有重复。
第二，也许受到研究领域的局限，作者对有的问题分析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譬如，在现代化进程中茶馆之所以能够延续，在王笛看来，是因为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使其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现代化的冲击。这一看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还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到，这就是现代工商业（包括外国资本企业）的力量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限的，它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生活的需求。甚至可以说，现代工商业对传统工商业的替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没有完结之前，小商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就更多地是并存而非竞争关系，不仅是内陆城市，即便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也是如此，现代工商业从未将小商铺打垮。可见，要想解释传统行业延续的原因，不能不对它的对手现代工商业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作者对成都茶馆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横向比较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也许由于茶馆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不可能像政治史、事件史那样变化明显，因此较少受到关注，资料记载不多，所以作者对成都茶馆纵向变化的叙述并不平衡，有的方面甚至完全缺乏。横向比较的欠缺，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没有对清末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以凸显二者之间的异同，增强对中国地方文化的理解。本来作者对成都茶馆与外国酒馆、酒吧做了细密的比较研究，但没有坚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比较，从而留下了些许遗憾。
第四，在理论方法和概念上，该书似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王笛主要是借用欧美学者的理论方法研究成都茶馆，尽管他强调“关于茶馆研究又与上述所有研究在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资料、解读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54），事实上的确也有许多不同，但不能不说，他从茶馆研究中并没有提炼出原创性的概念，其理论贡献自然也就减弱了。当然，能够充分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并付诸实践，充当中西学术交流的媒介，已经很不易了。何况，成熟的理论方法一经出现，就有一定的普适意义。我只是针对像王笛这样的一流学者，才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其实，原创性概念往往上升到哲学高度，要想在此方面实现创新，对任何学者都是很大的挑战。即便是国外历史学者，他们所提出的概念也往往是借用了相邻学科的理论，真正自己发明的极少。也正因为此，相邻学科的学者经常笑谈，他们给了我们历史学者一桶水，我们回馈的只是一碗粥。（55）所以，如何“有借有还”，提出对相邻学科都有价值的理论和概念，是整个历史学的任务。而对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而言，更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在国际史学舞台和相邻学科争取话语权，避免中国学术成为外来思想的“跑马场”。在民族国家没有消失之前，话语权的争夺是无法回避的过程。
最后，我还想提醒一点，从《茶馆》可以看到王笛特别强调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但我们只能将此理解为在传统政治史、精英史统治下的一种反拨，而不能认为只有它们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对象，我相信王笛也会作如是观。如果有人做这种极端的理解，则与传统史学的逻辑错误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无论是精英史还是民众史的研究都不可偏废，精英史研究的衰落也不是什么好现象。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脉、文化传承离开精英是不行的。
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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