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廿多年前能承你支持，借出此书，现在因工作关系，你一定能够继续帮助我，将此书外借。借《李朝实录》办法，最好能一次借廿本，用完后再借……（14）
方竟成认为此信应写于1959年或稍前。他采访了1960年调北京图书馆任善本组组长的丁瑜、赵万里的秘书冀淑英等人。据他们回忆，因为吴晗在研究和工作中需要经常查阅史籍，为其方便，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甲库走廊的过道上，特设了两个书架，存放《李朝实录》等珍贵善本书。《史料》一书，按吴晗计划，是想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而出版（15）。在1959年以前，他已抄完《高丽史》中的相关史料，之后就请赵万里帮忙，以便抄录《李朝实录》1649年以后的部分。但因工作繁忙，1959年吴晗并未抄完，直到1961年，这一辑录工作才最终结束。1966年年初，该书初版排成，但因“文革”爆发，吴晗突然被打倒，此部书稿也被搁置多年，未能付印（16）。
可见，吴晗辑录《李朝实录》分两个时期：一是从1932年到1936年，受现实刺激，其目的乃是“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所以尤重《李朝实录》“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7），只抄到1649年。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吴晗再次对《李朝实录》进行抄录，并最终定稿，准备出版，但因“文革”的耽搁，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凡78卷，共12册。
二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内容与特点
吴晗《史料》一书，载录从高丽恭愍王三年（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朝鲜李朝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关的史料，主要包括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朝贺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记载，分为“前编”“上编”“下编”三大部分。“前编”为新中国成立后补充的《高丽史》关于中国的史料，上起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下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含上、中、下3卷，分别为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史实。“上编”58卷，包括从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土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期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其中太祖1卷、太宗2卷、世宗3卷、世祖（合睿宗）2卷、成宗2卷、燕山君1卷、中宗10卷（含仁宗）、明宗2卷、宣祖22卷、光海君5卷、仁祖7卷。“上编”是吴晗1932-1936年间从北平图书馆抄录的。“下编”17卷，乃是1959年到1961年间所抄录的（18），收录了从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共计：孝宗1卷、显宗1卷、肃宗4卷、景宗1卷、英宗2卷、正宗3卷、纯宗1卷、宪宗1卷、哲宗1卷、高宗2卷。
在体例上，《史料》“一仍原书”（19），即采用编年体形式，以朝鲜历代国王为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吴晗辑录时略作改动，以方便读者阅读，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朝鲜国王的干支纪年之下，标出相应的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帝年号和西历纪年，如《李朝实录》中《太宗实录》“辛巳元年”，《史料》一书标出“辛巳元年（明惠帝建文三年，一四○一）”。
第二，原书体例不分段、不另起行，未加标点，读来极为不便。《史料》一书每月另起一行，同月中不同日的记载之间皆有空格，且添加了标点，大大方便了阅读。而对于女真部族名、地名、人名等难以辨认的则不妄加句读，如第一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二月癸卯条，记载了吾郎哈水吾狄介等四人至朝鲜的情形（20），《李朝实录》列举了那些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姓名、官名、籍贯等，吴晗对这段长达五行的汉字未加标点，原文抄录，一字不差，以保持原貌，备研究者使用。
第三，《史料》一书有很多小字，乃吴晗所加。其用意大致有二：（1）解释之用，如宣祖十八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朝鲜国王宣祖询问从明廷出使回国的使臣：“卿见许阁老乎？”使臣黄廷彧答：“于朝班望见，则容仪衰老，殊非昔日之风采也。”此后，吴晗在《史料》中解释“许国、魏时亮曾以华使来此，故问之，盖慕其贤也。”（21）此处，吴晗对许国其人及朝鲜国王何以询问许国，加以解释，乃交代相关历史背景。（2）标注之用，对原书记载疏略和失误之处的补正。如《史料》一书记载明惠帝和朝鲜易马事，有“按此前原落去三运马纪事”（22）这样的字眼。另外，李朝仁祖即位后，对《宣祖实录》进行修正，故有《宣祖修正实录》，记壬辰倭乱及和中国往来等较原本详细，《史料》一书特将二者融合，按时间顺序，用《宣祖修正实录》补充《宣祖实录》之缺漏。对于二者记载不同者，皆以小字标出，如宣祖甲申十七年，“宗系及恶名辩诬奏请使黄庭彧、书状官韩应寅等奉敕而还”。《宣祖实录》记为“十一月朔癸酉”条，吴晗在此条史料开头以小字标出“重修本作八月甲辰”（23）。
第四，对于《李朝实录》中一些特例，如《肃宗实录》和《景宗实录》，《史料》一书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肃宗实录》有补阙正误在每卷后面。若补阙正误中有关于中国的史料吴晗也会抄出，如清康熙五十三年（李朝肃宗四十年，1714年）“《补阙正误》五月癸卯，《仪象志》及图成……书凡十三册，图二册，亦依唐本模出焉”（24）。清康熙五十四年（李朝肃宗四十一年，1715年）“《补阙正误》二月乙亥，命户曹铸铜斗斛颁于八路。时斗斛无定制，官用大小各异，仿华制铸颁”（25）。《景宗实录》修过两次，分别是成书于英宗朝的甲本和正宗朝的乙本，其中甲本较详细。所以，吴书以甲本为主，以乙本补之。如第4364～4365页，吴书以乙本景宗元年六月甲戌日、七月戊午、戊寅日事补甲本所缺，并把相应内容辑录在后，以方便使用。对于所抄录高宗实录中的空缺，吴晗在《史料》中也作了具体说明。他说，由于《高宗实录》“缺卷二○、二一、二五、二九、三四、三六、三七、四三、四五各卷，本史料的辑录，其中因此缺少二十年（清光绪九年）、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年）、二十五（清光绪十四年）、二十九（清光绪十八年）的材料”（26）。
吴晗《史料》虽是抄辑《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内容，但在史料的选择上亦有所侧重，主要体现为：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二、朝鲜对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第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的史料。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朝鲜与明清关系的史料；二是日本和明清关系的史料，主要是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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