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重要的是，《史料》一书不仅辑录了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工作报告，还将朝鲜使臣听到的民间传闻，道听途说的各种消息都辑录下来。显然，在吴晗看来，这些假说、猜测、臆想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过去的历史毕竟不能重现，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史家笔下的历史、当事者亲历的历史、后人回忆的历史，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增加了史学工作者了解历史真相的困难。吴晗《史料》一书恰恰为研究者提供了审视中国史籍记载的另一个视角，有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此外，《史料》中记载了大量朝鲜君臣，明、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对话，是中国史籍中不多见的，为研究明清中朝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订正中国方面史料之讹误。中国史学受政治影响甚深，尤其是官方修撰的诸部正史，受统治者主观因素影响，某种程度上对记载历史的真实情况极为不利。如中国传统史书中对明朝仁宗、宣宗的统治自来评价甚高，有“仁宣之治”的美誉，而《史料》中的大量资料反映了仁宗、宣宗的荒淫；再如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朝嘉靖帝以来中国的国力开始走向衰落，而《史料》中对发生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援朝抗倭战争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国势之强。这些都可以对中国单方面的记载进行反斥，有利于探明历史的真相。
再次，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所谓“从周边看中国”（51）。葛兆光提出以“异域之眼”看“中国”，要“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重视朝、越等国文献中涉及中国的史料，重视对“华外汉籍”的研究（52）。吴晗《史料》一书，正是以“异域”之眼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好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域外史料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载籍史料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时许多中朝关系史、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还没有数字化，纸质版书籍部头大，流传不广，研究者使用极为不便。故此，《史料》的出版，为学者们解决了这一困难，成为当时研究者们的重要资料。
最后，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也对《李朝实录》进行了抄录，前后两次。第一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池内宏（1878-1952），为了“满蒙史”研究的需要，组织人力对该校图书馆收藏五台山本《李朝实录》进行摘抄。因1923年东京大地震，实录被焚毁，摘抄工作中断。第二次，1932年太白山本《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后，日本兴起了明代“满蒙史”研究热潮，遂决定将太白山本《李朝实录》中有关“满蒙资料”辑录成书。由池内宏负责监修，旗田巍（1908-？）为编辑。这项工作完成后，因战乱的关系，一直未能印刷出版。直到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1958年出齐，定名《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以下简称“《实录抄》”），全书共15册，外加索引1册，约230余万字。包括从李朝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二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约300年间事。另在卷首附高丽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记事中有关资料。全书不分卷，按年代辑录，为编年体史书。与吴晗关注“中国、朝鲜和朝鲜和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不同，《实录抄》侧重于明代的“满洲资料”。该书凡例说：“凡明代之满洲对外活动事迹，社会习俗等记事悉予搜集，如朝鲜李朝和明朝对于女真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上之政策、辽东和朝鲜的交涉事项亦均包括在内。”（53）实际上，此书的重点是明初女真人的活动以及朝鲜与女真人的关系。其他如明朝与朝鲜的往来，明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后金与朝鲜的往来，后金与女真人的关系等，都放在次要地位，有的甚至一字未录（54）。相较于《史料》，不论内容、篇幅、时间跨度上，《实录抄》都稍逊一筹。故此更突显吴晗以一人之力，抄录五百多万字的《史料》之难得与价值。
吴晗《史料》一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被使用情况上。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经出版，即颇受青睐。该书诚然存在漏抄、错抄的瑕疵，但当时《李朝实录》流传不广，获取很不方便，难以被一般学者看到，《史料》为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年以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李朝实录》的数字化服务，现在网上也能自由检索，但吴晗《史料》仍被很多学者使用。为说明这一情况，特以中国知网为据，1981至2014年相关学术论文引用为例，把二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列表如次。
从表中可见：自1980年《史料》一书出版后，其引用率就在逐渐上升。在《李朝实录》逐步数字化的同一时期，《史料》引用比率不但未降，反而达到了峰值。其中，尚未包括以《史料》为索引，而后复勘《李朝实录》的情况。吴晗《史料》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随着学术的发展与数据库建设的完善，加之《史料》一书本身的不足，其引用率降低当属正常现象。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吴晗对《李朝实录》的辑录、编排也具有提供范式的意义。在吴晗之前，尚没有辑录《实录》而成书并公开出版的情况。而在《史料》一书出版后，陆续出现不少同类书籍，如王其榘编纂的《明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和《清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明实录东北史料辑》（一至五册，辽沈书社，1990年）。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正史资料的选辑，如刁书仁主编的《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姜孟山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收入《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朴兴镇主编的《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共5册）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吴晗《史料》一书有漏抄、错抄之处，有人认为该书学术价值不大。以此，笔者以《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互校，发现后者确实存在时间上抄错或文字上不忠于原文之处，如《李朝太祖实录》四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壬寅条记载：“商山君李敏道卒……当上（指李成桂）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赐号推忠协赞开国功臣，以妻乡尚州，封商山君。年六十卒，赠门下侍郎赞成事，谥直宪。子蓁。”《史料》书中则为：“当上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谥直宪。”（56）此外，吴晗在辑录《李朝实录》时，还对其中有些内容进行省略，以“……”标示，据笔者统计，《史料》一书共有省略号28处，除第136页的省略号为标点符号的正常使用外，其余27个都是对《实录》内容的省略处理。通观这些省略的内容，笔者认为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省略内容为朝鲜官员的家世、经历等，如第127、130、157页；二，省略内容为朝鲜本国国情的情况，如第345、1453、1473页；三，其余无关中国方面的省略，如第113、116、166页。但是，也存在应抄而省略未抄的现象，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二十三日，钦差內史黄永奇等至朝鲜，奉太祖诏书，其中言：“近者，暗遣人说诱女真，带家小五百余名，潜渡鸭绿江，罪莫大焉。”（57）这条史料体现出明朝对朝鲜北拓野心的不满，对研究明、朝对女真诸部争夺的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是，吴晗《史料》一书未曾抄录。
综上所述，吴晗《史料》一书虽有诸如错抄、漏抄等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曾作为明清史、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界提供了很大便利，功不可没。张海瀛论之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是一部系统、完整、填补明清史料空白、价值连城的鸿篇巨制，被史学界誉为编辑整理史料的典范和楷模。”（58）迄今为止，该书仍有资料索引的价值。作为一部资料书，该书内容丰富、使用方便。同时，其又是时代影响和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吴晗的学术思想。故此，对此书的分析与研究，既是一个对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学习的过程，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吴晗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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