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利于了解从官学至私学的传承、演变及各自的利弊得失，可惜这种著录模式除了《汉书·艺文志》外，后继乏人，“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20）“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荀勖、李充等人不能继承《七略》，至于王俭、阮孝绪辈，更是等而下之。《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虽成为后代目录著录的不祧之宗，“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原因就在于“《七略》承（《周官》）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21）
总的来说，章学诚对汉以后的学术是如此评价的：
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千余年来，奉为科律，老师宿儒，代生辈出，沿而习之，未有觉其非者。体裁讹滥，法度横决，汹汹若溃堤之水，浸流浸失，至近日而求能部次经史，分别传志，题款暑目之微，亦往往而失也。（22）
有鉴于此，他提出复“《周官》之遗法”（23）的主张。
通过对《周官》官守体系到《七略》、《隋书·经籍志》等书目分类体系演变的考察，章学诚对学术的渊源流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通过比较书目著录方式的优劣，得出《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自符体系”的结论，所以他主张“宗刘”。
2.《周官》与经世精神的重建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其他著作，大多限于讨论学术源流，很少涉及社会现实与政治问题。（24）但是他的思想中并不缺乏经世精神，“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25）“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学术固期于经世也。”（26）“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27）“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28）其所倡导的经世目标，是对乾嘉考据学风流弊的纠偏，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其经世精神是如何重建的，并未引起重视。我们认为，章学诚通过探究以《周官》为代表的政典的产生及意义，表达了批判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谋求经世的思想，因为“明体达用，辨名正物，皆《礼》教也”（29）。
清初以来，三礼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到18世纪几乎成为儒学思想的主轴。（30）章学诚对当时的礼学研究进行总结，分为五个方面：溯源流、明类例、综名数、考同异、搜遗逸，他承认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必要，“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因为当时流行的三礼学只“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来”。（31）“藏往”与“知来”源自《周易》，（32）章学诚据此划分出两种治学风格：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等属于“藏往”之学；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属于“知来”之学。那么具体到礼学研究怎样才是“知来”之学呢？他提出“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为知来，功莫大也。”（33）礼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应该“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探讨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政治制度，如此才算“知来”之学。
以《周官》为代表的政典本身就是历史客观需要的产物：“或曰：周公作《官礼》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也”。（34）《周官》等政典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层意思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有充分的阐释。
章学诚把典章制度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无论是职责的分工，长幼尊卑的区别，官员的设立，还是君臣、井田、封建、学校等具体的制度，都是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他认为这些制度发展到周公的时代已十分成熟，周公便“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周公为“集大成者”，是因他“有位有德”，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而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的重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因此隋唐以前都是将周公、孔子并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后世祭祀竟舍弃周公，独尊孔子，“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导致“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35）孔子与周公地位的升降给学术带来的恶劣影响是推崇空论、贬低事功，这正是章学诚所厌恶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章学诚“把二宋以来的心性道德之学经浙东的事功之学的中介又转回到了《周礼》的制度之学”。（36）这是极富启发性的论断。章学诚通过对周公、孔子地位的辨别，申述了事功的重要，并以集中体现周公之道的《周礼》作为事功之学的重要代表，因此他认为孔子所学，“一以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37）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38）。
“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39）《周礼》作为三代适应社会需要而出现的政典，是时代的产物，而任何制度都会因时而变，因此，对制度予以改造转化也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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