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反思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挑战，我们首先要理解其真实内容和思想主张，它对现代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所在，分析和“解构”它提出的种种挑战理由，方可撇开其偏激而吸收其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修正现代历史学自身确实存在的问题，把它变成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而超越它和自身，扩展历史学的视野，提升自我的“容错能力”。
现代史学关注的中心要素是否永恒不变呢？民族国家既然有其产生之时，也就有消亡之日。在流变的历史中，中心和边缘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是能够理解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身处多元化的世界之中。那些确定中心和边缘地位的观念和准则也需要考察。毫无疑问，宏大叙事的理论基础也是历史性的，它一定打着特定时代的烙印。然而宏大叙事的消解并不排斥方法论意义上的假设；宏大叙事经过合理的改造，以诸如审美的某种形式激起道德的共鸣仍然是值得追求的。黑格尔反思的意识也不能完满地辩护其箭头永远指向前方的历史理论，“至少未来在原则上是不能获得反思理论上的解释的；基尔凯郭尔和马克思一致假定，只能通过一种具有实践约束性的思想，才能把未来设想为一个整体”（20）。在一个确定的历史中，没有中心的边缘如何能够形成可以理解的融贯系统和可以交流的基础？消除基础和本质的理论本身又将奠基于什么之上呢？诸多深层问题对于后现代主义哲学还远没有肯定的答案。虽然兰克那“高尚的梦想”已经破碎，但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过度批判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极端形式。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向我们揭示出，生活世界是一切真实的发源地，无人不在一个由地球、树木花草等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规范和历史等构成的“大地”生存，这由不得你的选择、肯定或者否定。人只能在这个已然存在的世界里生存和经受遭遇，而且必须生存和实践。必须与各种外在的自然要素、社会组织、内在的思想因素等打交道，进行筹划建构起作为人的生命意义，实现人在世界上生活、行动以及存在的价值，这样的实践关注在马克思和杜威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表达。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我们永远现实地面对变动和显像出多元化的世界，在世界之中创建并赋予所有存在者以意义。而各种参与要素（不仅自然的，还包括我们的思想、历史观念）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总是超出我们理性的把握而显得错综复杂、捉摸不定：中心和边缘相互转换，长时段要素与短时段要素彼此影响，主观和客观不可分开，偶然和必然若即若离。归根结底，是流变的生活世界以及开放性的人类实践真正地挑战现代史学对不变的“历史真实”的追求。黑格尔说只有在历史的终结处才能完成所有历史环节的意义，这显然会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因为，我们只能处在历史的一个环节处，虽然所有历史事件的意义还没有“终结”，但这并不妨碍对于当下我们还能够言说其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生活和经验的价值并不需要等到历史的完成才能界定。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当代却是处在永不停息的“河流”之中，只有那些被人记忆起的事件才能成为历史事实的选项，任何所谓真实或不真实的历史都对于当代的思想者而言才有谈论的意义。历史当然不可任意地虚构，“历史是虚构的”是对历史叙述的形式结构的稳固不变的批评，无论它是否真的是史学家诗性想象的产物，其意义生产性、有限性和遮蔽性如同对史料一样值得历史学家关注。
对历史文本本身的重新解释会消解掉历史材料的价值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没有人会纠缠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打败这样的简单事实。但历史毕竟不是史料，还有更深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号称“历史学的世纪”的整个19世纪，空前的研究规模几乎把触角伸到了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图书馆里塞满了关于过去历史的文本、关于人类经验的“可靠知识”。然而，理性的历史研究并没能阻止住非理性的世界大战。对于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还可以自我追问许多问题。中国皇帝常常通读那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书籍，从中寻找可靠的经验和智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恐怕永远也不知道究竟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崇祯知道关于袁崇焕的真相吗？他一定是对袁崇焕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才处他极刑。他不想知道真相吗？皇帝与真相（如果存在他想知道的真相的话）之间常常被一道坚硬而又柔软的墙所遮拦。
相信“客观真理”的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都是基于对同一性“心理移情”的认同，假定历史学家可以回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中，重建起一种“客观真实”的历史情境，包括当时人们的实际行为和习俗、社会氛围、乃至思考方式和心理等复杂的因素，从而为关注的人物或者事件的研究提供背景。然而，这即使对于较真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很难的，历史学家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实践的，因为许多事关重大的要素可能已经无人知晓，更不要说了解到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大大小小的全部事件。历史学家只能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下，以发掘到的素材为基础，用“反思”式的思维重建“历史情境”。如果说历史的时间差异对于顺从式的置身于其境来说是个障碍的话，那么，对于反思模式来说，它就变成生产性的力量。反思模式从根本上就抛弃了那种“客观真实”，因为对于现实来说，它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真理的追求转向基于反思而达到的“效果历史”，这实质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语言游戏”的历史实践。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后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对真理看法的相似性。詹姆斯和杜威就坚定认为真理存在于行动的效果中，针对于这个效果的“实用即真理”；铭刻在纪念碑上不变的文字话语绝不是真理。对于他们来说，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总是与承载时代精神的文化密切相关的，“在历史的文本获得意义前，历史学家的实践为文本导入意义和逻辑，而历史实践以文化为先决条件。”（21）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罗蒂就干脆用“后哲学文化”来称谓经过实用主义改造的后现代哲学。
分析哲学挑出了语言是否透明的哲学问题，受到这个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史学观把“历史书写”本身是否“中性”和清澈无碍的问题掷地有声的提到历史学家面前，从而使文本被突显出来。其实，对于许多的确值得怀疑和思考的问题，我们却以常识的态度视而不见。比如，鲁迅赞之“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对有些人物（如立有“本纪”的项羽）死前的心理和行为细节的描写和解说读来凄婉动心，虽然司马迁志在秉笔直书，而且也自我坚信不疑，但很难排除那不是他带有个人感情的书写。真无怪乎“文史一体”也。而且，后现代史学观认为历史学家本身的理论和观念必然限制着他们所能够“发现”，从而书写的历史真实。
历史学家总是在一定的文明体系里从事写作，总是拥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历史背景以及立足于特定的立场和意图。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离开宏大叙事或者对其可信度产生怀疑，他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因为就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总是已经”于此在诞生时存在着的，“从历史学上开展历史……按其存在论结构来说，其本身就根植在此在的历史性中”（22）。这个文化体系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要素，而且，外在于某个文明体系的视界可能带来迥异的观念，直接触动并消解文明共同体内的自我理解，比如史华慈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读。这种观念的交往和冲撞更新着陈旧的历史观。对于读者来说，历史作品是双重要素的交集：其一是读者所能理解和“还原”的作者写作时的历史情境，其二是读者自身的解读和视界融合（23）。不仅历史作者与“历史”本身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而且历史学家的作品与其读者之间也有一个差异存在。
时间间距的历史疏远化作用在伽达默尔那里得到了肯定，这进一步改变了早期历史解释竭力要克服的历史性看法；他相信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永远面向着未来的新经验，“经验的辩证法的完成不在于确定的知识，而在于由经验本身激起的对新经验的开放性”（24）。试图从读者历史境遇直接进到作者的思想世界的想法也是天真的，反而正是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导致心理移情。心理重建不可实现，传统占用我们每个个体而不是我们占用整个传统，作为中介的时间连接着历史和作者以及读者。时间使得历史文本受到“历练”，逃离了时代的局限性而超越历史时间，从而获得普遍价值。而且，后现代主义者也同样认识到对既往历史的认识所倚重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更新正是历史被“现代化”的理论源泉。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层层包装的知识的累积，都不过是人类面对当下境遇状况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总之，对历史的解读最终归结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基于语言交往的社会实践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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