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古代史的写作意图，也让近代早期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政治事件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欧洲学人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与强大，自由通常被视为稳定和强大的源泉。民主政治则普遍被认为不具有稳定性，是暴民的统治，而且会侵犯自由与财产这两项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目为神圣的权利。（20）相应地，古代世界是近代世界的主要参照系统，其民主与共和政治，因为主要文献来自上层阶级，被描写为混乱、帮派和无法无天的暴政，成为上层阶级汲取历史教训的主要来源。18世纪英国出版的大量希腊史与罗马史中，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作者大多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鉴古知今。最为典型的是苏格兰皇家御用史学家格利斯所写的《希腊史》。在该书给国王的献词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希腊史暴露了民主政治那危险的骚乱，谴责了暴君的专制；通过描绘各类共和政府政策中无可救药的恶行，它将彰显因世袭国王的合法统治和制度良好的君主政治的稳定运作无尽的益处。因此，本书献给尊敬的陛下-世界上最自由国度的主权者，是再合适不过了。”随后是对国王统治下英国各类学问大发展的颂词。（21）就希腊而言，他公开批评雅典，将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与雅典进行比较，比较稳定的斯巴达受到他的推崇，“这种社会的政体达到了人性可以期望的最高境界和辉煌。”（22）其他作者如亚当·弗格逊，威廉·米特福德等，也无不把借古讽今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并借此肯定当时的英国政体。（23）
二、21世纪的古代史：经济与社会
21世纪古代史研究的基本取向，也许用布莱克维尔出版的各种指南作为代表比较合适。这套丛书从2003年开始出版，列入古代史部分的指南包括《古风时代的希腊》、《古典希腊世界》、《希腊化世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晚期古典世界》、《古代近东》、《古代埃及》、《罗马军队》、《恺撒》等（均省略“指南”一词）。该丛书的目的，是提供有关古代史不同时期深入且权威的概论，每卷一般由25-40位学者执笔。丛书自称其读者对象包括学者、学生和一般公众。因此，它既足以表现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又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为读者面比较宽，所以多少也代表了出版商和读者对古代史的总体期待。
新世纪古代史研究的特征，首先体现在这些指南的总体框架上。只要将这些著述的目录与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同类著作加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就一目了然。所有指南几乎都以对资料和方法的讨论开篇，详尽介绍有关文献及研究路径，尤其重视资料本身的特点与不足，反映了19世纪史学研究专业化以来，历史研究逐步科学化的基本趋势。资料之后，是对地理和人民的讨论。在这里，地理条件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地理，而是与古代的历史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说，它体现了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所确立的传统，无论是有关希腊还是罗马的各卷，地中海及其周边的人文与地理环境，都占据了每部指南的显著位置。希腊与罗马的独特性，大多为地中海的独特性所取代。在历史内容的取舍上，广义的社会经济史成为主体；叙事性的政治史，主要是精英阶级的活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由拉夫劳勃（Kurt A.Raaflaub）主编的《古风时代的希腊指南》（24）中，叙事性的政治史不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内容被宗教、地理、城市、经济、圣地、节日、性别、阶级、文化水平等占据。由金泽（Konrad H.Kinzl）主编的《古典希腊世界指南》（25）虽然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政治叙事，但主要内容仍是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经济、种族认同、宗教与崇拜、知识的组织、艺术等。《罗马共和国指南》的两位主编虽然都是研究政治史出身，但该书有关罗马政治史的叙述，仍不足全书正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对罗马人的政治结构、社会、政治文化、罗马认同等主题的分析。同一系列中的其他著作，大体体现了类似的取向。（26）即使是有关罗马军队和恺撒的指南，有关内容也都力图贴近社会史。《恺撒指南》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传记：叙事”，“传记：主题”，“恺撒的现存作品”，“恺撒在罗马的名望”和“恺撒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有第一部分可以划入传统的政治史叙事，其他部分，尤其是有关恺撒的名望和恺撒在历史上的地位两个部分，近乎恺撒形象的接受史。《罗马军队指南》虽然遵循了传统的历史分期，但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大多是军队的社会史，涉及军队与宗教、后勤、宣传、城市精英、婚姻、家庭和生存等貌似与军人活动无关、实际却与普通士兵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指南的取向，特别是把婚姻、家庭、性别、形象的传播与接受、宗教及其社会功能、社会秩序、政治控制等变成古代史有机组成部分的努力，把古代史变成了多学科、多层面、生动而具体的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在传统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和主题，借助于社会科学方法，逐渐占据了古代史舞台的中心。为方便说明，这里仅以《古代史指南》为例，略加分析。
《古代史指南》需要覆盖的对象，是西方学者心目中传统的古代世界，即使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标准，它也涉及上下1500年（从荷马时代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从苏格兰高地到美索不达米亚、从北极圈到尼罗河中上游和撒哈拉沙漠的广大地区，可谓是希腊、罗马世界的综合。由于范围广阔且课题众多，如何取舍和设计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类通论性著作的成败。该书正文由八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证据、问题与路径、人民与地区、遭遇神灵、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以反响终篇。
证据部分放在第一位，对于历史著作来说是惯例，布莱克维尔的其他指南也都是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在该书出版之前，有关古代近东、古典希腊、希腊化世界、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古典晚期的各卷都已出版，而且每卷都已讨论过与之有关的史料。《古代史指南》如何既能概括地介绍古代历史的各种资料，又能避免重复已有指南的内容并有所创新，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从各章的标题看，它似乎相当传统，分别讨论了史学、碑铭学、纸草学、钱币学、考古学、演说、文学文献等七个方面。但在具体内容上，则体现了主编的匠心独运。各章作者在概要介绍该学科历史发展的同时，尤其着重指出在运用和解释各类资料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即资料本身的缺陷和研究方法的不足。关于史学乃古代的精英阶级为了精英阶级的兴趣写作的评论，提醒我们在分析和使用古代文献时，绝不能忘记了古代史主要资料的缺陷。即使是对于我们一般认为比较可靠的考古、钱币、铭文等相对客观的史料，也需要适当的警醒。就铭文资料而言，“公元前800年到公元300年标志着碑铭学历史上一个不同的时代。其间希腊人发明了字母，制造了公共碑铭，罗马人传播了拉丁碑铭，其他人接受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字与碑铭习惯，创造了地中海地区独特的碑铭文化。由于它们的相互影响，最好是说古典时代存在一个独特且多面的碑铭文化，一个为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统治、但原住民的语言如卡瑞亚语仍能为人们阅读的文化。”（第52-54页）因此，碑铭史料也存在语言上的偏见。碑铭如此，纸草文献、钱币和考古等，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
第二部分可以视为对第一部分的深化和具体运用，分别讨论了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族群与文化、人口与历史人口学、妇女史、环境史以及对神话的解释等，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古代史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理论和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解读、使用资料的问题，提醒我们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有关各章大体反映了当今西方学者的兴趣、态度和方法，可以视为对古代史研究现状的述评。第三部分为叙事，大体按照地区和族群分类，分别叙述了从古代埃及到北欧各地区的古代史。这个部分本来比较难于处理，因为既不能将之写成各个地区的简史，又不宜写成民族志之类的介绍。但有关作者根据古代史的特点，尽可能在揭示各地区和族群古代历史发展一般趋势的同时，重视它们各自的命运和不同特性。北非一章通过分析北非与撒哈拉沙漠以及地中海的关系，指出该地区的历史发展实际深受周边文明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也绝非人们想象的不可逾越，从而对北非孤立发展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关于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两章，则重点揭示了它们对罗马化的反应以及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该部分的有关叙述，仍然可以视为如何解读史料和理论的延伸及具体运用。
第五、六、七部分可以视为对古代文明社会生活的展示，也是该书最具创见的部分，分别讨论古代世界的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与过去不同的是，政治被“排挤”到了比较边缘的地位，在三部分共18章中，政治只占了4章。即使在仅有的4章中，所讨论的也都并非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影响政治生活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结构、法律体系、公民权和战争，突出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公民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框架以及影响古代公民的诸种最重要因素。经济部分既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兴趣，涉及劳动、财政、资源和技术，但更体现了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地中海成为古代经济的基本背景，地区间的差异在“诸种经济”（economies）这个术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乡村的作用得到强调，尽管作者认为，片面强调乡村或城市的作用，不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论古人。也许对古人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城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非自由劳动包括奴隶劳动的作用得到重视。经过战后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冲击，众多学者如今都承认，奴隶制是古代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者的讨论并不打算涉及奴隶的具体数量等老问题，而倾向于从芬利的路径出发，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体背景中的奴隶以及其他形式非自由劳动的功能进行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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