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行政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有关明清史的各种史料陆续出版，为参阅提 供了方便。对地方行政进行探讨的有山本英史的《明末清初地方官的赴任环境》（《史潮》 新45）、《清代的乡村组织与地方文献》（《东洋史研究》58-3）。前者重点分析了最近刊布 的《官缄书》（吏人执务心得），文中认为，担负着将传统的统治理念与现实的社会情况结合 起来的地方官们，往往为当地复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与地方上的权势者--乡绅、生员之 间的关系所苦，因此，他们从《官缄书》中寻求处理这些问题的答案。后者以清末的苏州东 山为例，以地方政府刊行的政书类、地方志、地方档案这三种文献的性质为线索，对地保、 地总等乡村指导者进行了考察，认为地保、地总往往与胥吏、衙役、讼师等同样被看成是反 面性的存在，但相对而言，地保、地总的形象要比胥吏等好得多。作者还在文中描绘了代表 地 方民众利益，为地方民众利益日夜奔波的新型地保的形象。渡昌弘《论明代生员的徭役优免 特权》（《东方学》97）、《对明末上海童试的一个考察》（冈崎学园国际短期大学《论集》5 ）。前者对滨岛敦俊、吴金成等人讨论生员优免特权时的笼统的生员概念表示了异议，他将 生员分成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等几种类型，对生员的徭役优免特权进行了重新探讨。后 者考察的重点是明代的幼年教育和童试。不过，关于幼年教育，近年来台湾学者利用年谱等 资料对名人幼年期所受的教育做过探讨，这些研究成果还是应该参考的。堀地明《明末江南 的抢米风潮与救荒政策》（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年报》23），对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自 然灾害、饥馑、抢米、抗租等事例进行了仔细的搜集，认为这一时期比抗租、佃变更频繁发 生的是抢米 ，饥民为了摆脱饥馑、维持生存，抢米是最方便且最有效的捷径。官府对抢米风潮也非常紧 张，惟恐转化发展成为抗租或佃变。小田则子《清代华北的差徭与青苗会》（《东洋史研究 》58-3），以顺天府档案中所见到的差徭（州县征发的非正规负担）征收为线索，对车会、青 苗会等乡村团体与州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嘉庆以后，华北农村的差徭征收日渐显著，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以庄为范围的青苗会发展成为农村协同团体。畑地正宪《清代人参 采掘中的揽头》（山口大学《文学会志》49）认为，清代东北三省的人参采掘在嘉庆以后是 由烧锅（酿造贩卖烧酒行业）--揽头--刨夫（人参采掘者）这一系列的人们承揽的， 所谓揽头，是代替持有人参采掘许可证的烧锅从事人参采掘的。揽头中不仅有一般店铺出 身者，而且还有一部分出身于包衣（旗人）的人。作者的这个意见对考察清代中期以后旗人的 情形是非常重要的。党武彦《清代陵墓建筑的历史研究》（《专修人文科学年报》29），介绍 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与清朝建筑有关的文书，并对光绪陵--崇陵的建筑过程进 行了考察。
关于盐政的研究，有山本进《清代后期四川的盐政重建政策》（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 告》23）和《清代河东盐政的变迁》（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7）两篇。前者分析了清朝末 年四川省实施的盐课归丁、官运商销等一系列盐政改革措施，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从重建中央 财政到确立省财政这一政策的转变。后者探讨的是横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河东盐政改 革 。作者指出，过去盐商往往被看成是拥有特权的大商人，但在河东，盐商是承担盐课摊派的 近似于被剥削者的群体。作者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四川相比，清政府不重视河东的盐 政，最终发展到事实上放弃河东盐课征收的地步。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有徐仁范《卫所与卫所军》（《明代史研究》27）和奥山宪夫《从扩军 到 肃军》（《国士馆史学》7）。徐文以明初洪武时期为中心，对卫所军的来源、户籍制度等问 题进行探讨。奥山探讨的也是明初的军队问题。明朝草创期的军队是出自于不同派别、规 模大小不一、繁杂的各路军事集团的集合体，这个军事集团的集合体是怎样被编入以皇帝为 顶 点的官僚体制中去的？奥山在文章中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看法。他认为，明朝 为了解除军队内部的私人从属关系，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招致 了武臣、军士之间的乖离和对立的尖锐化。
环境、移民、宗族。去年，上田信出版了《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运用植物 生态学、动物行动学等学科的知识，确立了以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学的新的方法 论。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期待着专门的述评早日问世。此外，上田还撰有《围绕杂 木林的虎与人类》（《中国-社会与文化》14）。上田将焦点集中在应该如何阐明历史上的生 态系统变迁这个课题上，认为处于食物链顶点的老虎的出没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克里斯卿· 达 尼尔斯《清代贵州苗族的造林技术》（《日中文化研究》14），扼要地介绍了贵州省锦屏县发 现的大量的有关植树造林权利的契约文书，对清水江上游地区苗族的山林经营作了概述。达 尼尔斯目前正与武内房司等人进行共同研究，希望研究成果能早日问世。荒武达朗《清代乾 隆年间山东登州府与东北地区之间的人口移动与血缘组织》（《史学杂志》108-2），对人口 的移动往往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而触发的这个一般性的认识提出了疑义。作者以 山东和东北间的人口移动为例，考察了接受移民和派送移民双方的性质与变化。作者提出 的很多看法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两地间的人口移动是在反复考虑了雇佣条件和收入状况以后 所 做出的战略性移动，因此两个地区间的人口移动不是单方面的人口流失，而具有劳务输出， 简单地说就是外出打工的性质；在来来往往的移动中，宗族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井上彻《 明朝的服制改定》（《东洋学报》81-1），对意在改定洪武元年规定的服制（明令）而于洪武七 年 公布的《孝慈录》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布《孝慈录》的目的不仅仅止于服制，而且还向社会 提出了家族关系的典范。作者还认为，到了清代，《孝慈录》中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民间。谷 口房男《广西土官的族谱与相关资料》（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51，1998年），对作者自己 在实地考察中获得的或过目的广西土官的族谱进行了整理介绍。在这些族谱中，诸姓普遍称 自己的祖先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迁来，这颇值得玩味。
着眼于明末清初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这个“地域”的论考，有吴金成（甘利弘树、 李镕一译）的《入关初清朝权力的渗透与地域社会（下）》（《明代史研究》27）和甘利弘树的 《关于张惟天之乱》（《东方学》97）、《关于兵科史书中兵部尚书噶达洪等的题本》（《满 族史研究通信》8）。吴文通过人口流动、流寇土寇的活动以及清军的南下等多个方面，对闽 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绅士阶层与清朝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一方面，绅士不 仅是通过儒学知识这个媒介获取的国家认可的特权身份，而且在生命、财产都随时面临着危 险的动乱时期，他们几乎毫无余地地把清朝看成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清政府取得这些既 有经济力量，又有军事力量，还有持久不衰的社会影响力的绅士们的协助和支持也是当 务之急。作者认为，两者的结合，使得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社会趋于安定。甘利的前一篇 文章 ，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朝档案，对明末的张惟天之乱进行了考察，力图从中看 出其抗租斗争和宗教动乱的性质。后一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科史书》中所收的《 嘎答奋题本》汉、满文部分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史书、题本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价。另外， 甘利弘树还对山寇阎罗总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考察，见《关于清初的阎罗总》（《史峰》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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