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倩萍：民族文化交融视域下论秦腔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01 《贵州民族研究》 杜倩萍 参加讨论
摘要：秦腔是中国西北最古老剧种之一,流行于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秦腔发源及流行地域,大多是民族杂居区,因此,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周边诸族文化影响较大。所伴奏的乐器二胡、板胡、琵琶、扬琴、唢呐、铙钹等,最早都是从民族地区或周边国家传入,其声调唱腔与北方游牧民族“马上之声”也有所交融。并从百戏中汲取营养,丰富表演特技。从某种意义上讲,秦腔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之产物。也可以说,为古代丝绸之路上诸族音乐文化交流的结晶。 关键词：秦腔; 民族; 音乐; 文化; 交融; 作者简介：杜倩萍 (1973-),女,江苏宜兴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 (项目编号:2016MZSCX007) 一、秦腔形成及发展深受诸民族多元文化影响 秦腔,又称乱弹, 因用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也称梆子腔, 俗称“桄桄子”。是中国西北最古老剧种之一,由民间歌舞演化而成。一说秦腔源于西秦腔。西秦腔为戏曲声腔,亦称琴腔、秦腔、甘肃调,始流行于陕西、甘肃一带[1]。有的认为秦腔以关中方言语音为基础,而关中地区自周代以来就被称为“秦”,故由此而得名[2]。关于秦腔形成的年代各说不一,主要有形成于秦,或唐及明代之说。《辞海》指出:“一般认为是明中叶前在陕西、甘肃、山西一带民歌基础上形成的。”[3]有的学者则认为形成于明初期[4]。王绍猷先生在《秦腔记闻》书中提道:“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5]王正强先生在《秦腔考源》中认为:“秦腔真正形成的时间,目前只能说宋元已显端倪,明末清初则完整成形。”[6]秦腔流行于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地,以其粗犷舒展、委婉清丽的演唱风格,散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秦腔的起源形成是与当地生态人文环境分不开的。在古秦地 (一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湖北、四川北部,河南西部的一些地区) 部分区域山峻、原高、多荒漠,其生态环境大多是干冷、少雨,并经常遭受族际战争灾祸等等。自然造就了粗犷豪放、直爽激越的文化时空,形成独特的秦风、秦声、秦腔。可能是大西北的广袤无垠、人烟较为稀少,且关中地势险要,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杀伐之声”等缘故,“‘喊歌’、‘吼戏’应运而生”。[7]但是秦腔传播的地域不单单是山区,更有广阔富饶的渭河平原等,这又使秦腔不仅凭着黄土高原粗犷之风产生“吼”的特点,而且还有平原河川所具有的平和婉约属性。正如出自拓跋鲜卑的金末诗人元好问所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 游观之富, 天下莫与为比。故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8]清代学者焦循在《花部农谈》中更是简扼地道出了秦腔的特点:“其词质直,虽妇孺也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9] 秦腔发源及流传地之一长安,是汉族及其他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十三个王朝之都城。尤其是汉唐时期,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长安自西汉始,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分南北两路,北路从敦煌到交河、疏勒,穿越葱岭至大宛,向西经安息至大秦。南路从敦煌途经楼兰、于阗、莎车,再穿越今帕米尔高原 (葱岭) ,到大月氏、安息,往西抵条支、大秦[10]。长安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文化海纳百川,“华戎兼釆”,融合了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楚文化、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及周边诸国文化的因素,具有包容性和开拓性的特点。胡乐、胡舞、胡戏、胡服、胡食、胡床等盛行于长安。史称唐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11]隋唐“歌舞杂有四方之乐。”[12]同时,诸族音乐在交流、交融中还产生新的乐曲或乐部。例如, 唐宫廷十部乐中的西凉乐,是以西北诸族音乐为主体,杂以秦汉之声,并吸收西域及印度、波斯等音乐元素交融而成。西凉乐因产生于凉州而得名 (汉武帝设凉州, 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凉州为河西走廊最东边的一个重镇,州内诸民族能歌善舞,所谓“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13]就是这种情景的生动写照。据史书记载综合分析,西凉乐发端于汉晋,形成于十六国后期及南北朝初期,日臻完善于隋唐。[14]西凉乐舞及百戏,对我国后来之戏剧、词曲、杂技等皆颇有影响。而秦腔与西凉乐,两者发源地相邻,生态人文环境接近,所用伴奏乐器不少皆从西域或邻国传入,都是善于表现粗犷悲壮、豪迈激昂的曲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当相互汲取,或有一定渊源传承关系 (详见“秦腔与西凉乐对比表”) 。 秦腔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氛围熏陶下形成发展起来,并经历代人民的不断创新而逐渐完善丰满的。因此,秦腔受生态和人文环境影响,其音乐唱腔既有高亢激昂、朴实粗犷,宽音亮嗓,直起直落的特点,又有刚柔结合之一面。例如,咸阳的秦腔之唱腔,分板式和彩腔两部分,每个部分皆由“欢音”和“苦音”两种声腔组成。欢音演唱时明快、刚健,擅长表现愉悦之情。苦音演唱时则深沉、高亢,表现出悲愤、凄凉等感情。秦腔从唱腔、道白,到脸谱、板路、身段表演程式,乃至角色设置,都有其特色。正如王绍猷先生在《秦腔记闻》中总结秦腔音乐的特点时所指出的那样:“大锣大鼓,宫商杂糅,冠冕堂皇之中,兼具中正和平之美。此秦腔之故有风格也,亦乱弹所成立之要素也。”[15] 古秦地很早以来就是农牧结合的区域,华夏、汉族与戎狄杂居共处。从历史上看,乌孙、月氏、匈奴、鲜卑、氐、羌、卢水胡、吐谷浑、突厥、回鹘等族都在该地域活动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文化遗痕。据史书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诸郡, 皆为戎居。”[16]“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7]而且,其中匈奴、鲜卑、氐、羌等族,皆曾建都于长安。例如,匈奴赵氏建立的前赵,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拓跋鲜卑元氏建立的西魏,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等。上述诸族除了氐族以农业为主外,其他诸族大多以游牧为主。这些游牧民族流行以吹奏乐器和鼓为主的“马上之声”,即后来所称的北狄乐。[18]这种马上之声,对秦腔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况且这些民族 (包括以后有些民族) 建立的政权,在音乐方面既保留了本民族音乐的主要元素,又尽量吸收“秦汉之伎”和他族音乐,这也为秦腔吸收诸族音乐精华提供了有利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