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历史演进中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话语(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00 《西北民族研究》 马戎 郑惠元 参加讨论
二、中华文明不仅包括中原文化，也包括周边少数族群文化 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发源地，起初是典型的耕作农业文明，在与周边群体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不仅中原文化大量吸收了周边的游牧文化、山地文化、高原文化和渔业文化，周边人群也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形式。因此藏族文化、新疆各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周边群体的文化也被逐步吸收进“中华文明”的大系统中。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中国内部有三大文化圈：中原的汉文化圈、西南的藏文化圈和西北的伊斯兰文化圈［4］。即使书写文字不同，中华各族之间经过千百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彼此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内容、形式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不仅由古至今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学者用汉文写作①，许多汉文小说也被译为各族文字。如晚清蒙古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汉文《红楼梦》的影响，《三国演义》有蒙古文译本和满文译本［5］，《水浒传》和《金瓶梅》有满文译本［6］。但是学术界对历史上各族文学交流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一领域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相应关注。 同时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民国时期及1949年后编写的几本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7］介绍的都是汉文文学，并没有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在内，各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也极少涉及这部分内容。中国有56 个民族，只讲汉字记载的文学，是不能叫“中国文学史”的，只能叫“汉字文学史”，只讲授汉文文献典籍的院系也不宜称作“中文系”，只能叫“汉文系”［8］。与此平行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另外一些学者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9］和相关丛书［10］。这种在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族别区隔，对于中华民族各群体认识历史上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实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华民族放到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中来梳理各自的文化发展和交流融汇，那么各族文化发展成长的历史脉络将会显得更加清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将对历史上的族际文化交流有更多的了解，可以有力地增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和文化认同。以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为主脉的中华文明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一度对周边国家产生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引领了东亚各国在许多领域的发展。回顾东亚各国的历史，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越南、菲律宾等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历史叙事、儒学、宗教、建筑、服装、饮食、陶瓷器）都曾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三、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和东亚占据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后，欧洲工业化国家用武装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接受鸦片和其他西方商品。在以军事征服为手段的压倒性态势下，西方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的互动中占尽上风。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来描绘当时的世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但是这句话更多反映出的是民间对官府“崇洋媚外”的讽刺。尽管那时也有个别绿林好汉敢于造反，个别官员敢于依法办事，但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是当时整体的常态，而“洋人怕百姓”（如三元里抗英）则仅仅是罕见的个案。 中国人十分不情愿的改革活动也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从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再到一些人提出激进的“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主张。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私塾、书院所讲授的知识完全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05年的“废科举，兴新学”，是中国人搁置自己的文化传统转向西方工业化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特别明显的文化转型表现在汉语形式的变化和以汉语文表述的话语和知识体系的演变上。西方的教育体制（小学、中学、大学等），学科分类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和整套知识话语被全盘接受，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纷纷进入新式学校读书，其中部分人直接出国留学，留洋归国的二十余岁年轻人则被各大学争相聘为教授。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大门后，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了中华文明，成为东亚各国学习的榜样，各国纷纷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对本国的影响，努力“变法维新”，“脱亚入欧”①。尤其是东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全面系统地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引入，转译成日文汉字的印刷物。甲午战争后，数万中国留日学生再把这套用日本汉字表达的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1897年，梁启超等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所译的书籍“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西文”［11］。原因很简单，“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新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术，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12］与此同时，大量英、法、俄、日等各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文出版，汉文词汇、构句法、标点符号、表述方式等从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李敖认为：“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13］在外部语言文字和西方各学科出版物的影响下，今天我们学习和使用的汉文语法与词汇体系与晚清时期的汉文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称之为“欧化”亦不为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