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赣丽张磊]中国民俗学的本土化：缘由、问题与路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33 中国民俗学网 徐赣丽 张磊 参加讨论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相较于社会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国内民俗学界对本土化问题不太重视。在国内学术界热议“本土化”的背景下，民俗学需要反思自身学科发展有没有本土化的要求，即民俗学本土化的目的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本文从当下语境来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所应有的内涵，并反思民俗学本身的特征，指出民俗学需要由传统民俗学转向关注社会日常生活的现代民俗学，本土化是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反思民俗学本土化实践所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一 如何理解本土化问题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从上世纪30年代孙本文、吴文藻等学者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到80年代港台学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再到如今国内学界和媒体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危机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近百年来不同时期都有关于本土化的倡议和讨论。虽然很多学者都采用了“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说法，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自对本土化的界定和内涵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了大力倡导和尖锐批评的两极态度。 有学者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主张归纳为五类：一是学科引入/应用论，引介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在社会学刚刚被引入中国时曾有过这样的讨论。二是理论检验/修正论，以中国的材料来检验、补充和修正西方理论命题。孙本文曾倡导过这一方向，八十年代重建社会学时也有人提过这类倡议；当然，八十年代的这种倡议更像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影响下为保护刚刚重生的社会学科而采取的一种话语策略。三是问题意识本土论，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体现独立的本土问题意识，不能盲目追随西方的议题潮流。四是社会/文化特殊论，核心在于强调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的特殊性，以梁漱溟为代表，强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重视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五是文化/学术自主论，倡导实现文化自主与理论自觉，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以郑杭生为代表，提出要建立有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本土化的主张中还有一类，从东西文化冲突和守护本土文化角度入手，强调要打破西方文化和学术霸权，争夺学术话语权，以及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应该谋求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对某些隐含着中西对抗意味的本土化主张，有学者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些主张反映的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创伤记忆的自卑性抚慰以及“天朝心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延伸，由此指出，某些打着后殖民主义名义的本土化主张本质上是伪命题。 倡导学术本土化的学者们主要基于本土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中适用范围有限、学科独立发展要求、面向中国现实需要等理由。面对西方话语的垄断地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率先掀起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其中以叶启政对本土化的思考最为深入，他对实证主义挂帅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需要走出方法论的面向，从认识论乃至存有论的面向上来思考本土化，指出“中国化”不是学术研究的“区域化”，也不是要与西方学术进行抗击，而是努力提升中国学界，使之能够被纳入到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之中，为“人类的文明企图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提供另一条可能的路径”，本土化的意义在于“可使源自西方之知识体系中的存有论上的种种预设，得以因从另一文化脉络为基础的身心状态去理解，相对地较有被披露、批评与重构的机会”。 面对当下日渐高涨的本土化呼声，有学者进行了反省。如陈映芳指出，对本土化或在地化的讨论，都是从“西方—中国”的对立结构而来，并且社会科学在被引入中国以后都成为了以中国现实需要为导向，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被窄化为“为现实之需”的中国研究，这样一来，缺乏对人类社会的命运和普遍问题的关怀和兴趣，故而也难以深层次把握社会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无法真正地诠释本土社会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去质疑本土化论题和在此基础上提炼的特殊性知识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产生的意义。因此，本土化与全球化、知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两对矛盾关系是思考相关问题首先要权衡的。 虽然学界对本土化的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多数学者都指出了一个要点，即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出的。在当今社会，全球化与地方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文化的混杂化在在所见，本土化的语意需要有新的理解。王宁指出，我们应该顺应文化全球化的大潮，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全球化来扩大我们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并不应该是对西方学术的反动，而应是在扎实、规范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炼、建构相应的概念和理论，在全球性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完善，最终的目的应该指向对人类整体的关照和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在人类的知识生产中贡献力量。学术的本土化，不是中西方的文化对抗，也不是国内学界闭门造车，而应以国际化、全球化为参照，以求知为目的，只有全面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动向，才能懂得何为本土所有，并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发明自己的话语，进而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和知识。 二 民俗学为何要本土化 以上民俗学学科之外学者们对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但中国民俗学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户晓辉曾批评，那些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或民俗学派的主张，主要是出于对文化身份和国际学术地位丧失的一种担心或忧虑，本质上是一种情绪防御和固守本土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必然姿态，而不是基于对学科发生、发展的内在过程的考察。在民俗学领域内讨论本土化，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学理上反思民俗学有没有进行本土化的必要性。 “本土化”从字面意义理解本身就隐含着一层外来知识体系逐渐进入本土社会的涵义，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民俗学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本土色彩的学科，因为从学术渊源和研究范式上来看，与社会学、人类学等西方“舶来品”不同，民俗学在学术渊源上承接了中、西两种学术传统。作为学科概念的folklore一词是1846年由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as）提出的，原意即是“民众的知识”，在初期被视为一种研究人类蒙昧时期和野蛮时代文化遗留物的学问，英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博尔尼（Char Lotte Sophia Burne）在《民俗学手册》中强调民俗学的重点在于关注人们的精神活动与心理表现。这一套学科概念和知识框架本身源自西方，而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本土概念“民俗”相对接，作为学科概念的民俗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土概念的“民俗”或“风俗”之间产生了混杂。许多民俗学者在回顾中国的民俗研究史时，都会上溯到周天子“观风问俗”的时代，似乎在学术渊源上民俗学承接了数千年的“采风”传统。中国民俗学由歌谣征集运动发端，国内学者还一度将folklore翻译为“谣俗学”，与中国古代“观风问俗”有了更为贴近的联系。赵世瑜指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民俗学，其诞生既承接了中国历史上重视民俗现象的学术传统，又受到了西方民俗学知识传入的影响，前者是学科产生的学术基础，后者是其思想动力。在相当长时间里，民俗学关注的内容都集中在口头传统、民间文学方面，民俗学者们也一度希望能够发掘以往被轻视的底层民众的口头传统，从中发现能够用以构建新的民族精神的资源。民俗学曾深受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的影响，是建构民族国家精神的学问。与人类学的异文化视角不同，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即在于对本土文化的自我表征，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民俗学所关注的都是最具本土特色的内容。户晓辉也指出，民间文学是外来理论与本土传统相互碰撞和对话的产物，本身就天然具备“中国特色”。从学术范式上来讲，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式，沿袭采风的做法，将一种民俗文化事象，从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静态描述，并对民俗事象追本溯源，总体而言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取向的研究，并且重资料搜集、描述而轻分析、阐释，这种学术范式的确立与中国本土的人文学术传统密不可分。从这两个角度说，民俗学似乎具有天然的本土性，并不需要讨论“本土化”。 如果民俗学只想延续本土生发的历史取向研究路径，那么就不存在本土化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传统的民俗学面临严重的困境：一方面传统社会秩序与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使民俗学原本的研究对象日渐凋零。另一方面，民俗学原有的对民俗文化事象进行静态描述的学科范式面对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没有足够有力的学科解释力和话语。而且，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更为曲折：受学术环境与学术倡导者的意识因素影响，也受政治环境与学术体制影响，民俗学在学科定位上一直暧昧不明，摇摆不定；面对纷杂的民俗事象，民俗学者们对于“民”和“俗”这对学科基本概念的把握与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关于民俗学的对象、研究范围等学科基本问题的争论也不绝于耳；面向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仍在艰难探索之中。 面对这种危机，国内民俗学界一直在反思如何推动民俗学学科的转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范式。就当下而言，民俗学面临着由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这是讨论民俗学本土化的背景，也是其必要性的来源。关注日常生活、强调解析生活意义的“日常生活转向”是现代民俗学发展的一个可能路径，即将学术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整体，关注当下、关注情境性和过程性，从对文化的意义阐释转变为通过文化来解读生活的意义。反观国内民俗学界推进学科转型所做的努力，可以发现众多学者倡导现代民俗学的立论基础并不仅仅来自于学科的本土传统，而是借鉴了国外民俗学发展的经验，引入了国际学界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民俗学的发展需要与国际同行交流，这既是一条捷径，也是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看，民俗学转型需要借鉴国外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经验，那么本土化问题自然摆在了国内民俗学者的面前。简言之，民俗学的本土化议题与学科转型之间有内在的实质关联性，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本土化是学科转型的路径，学科转型是学科本土化的目标。从学理上来看，民俗学的本土色彩与民俗学学科的本土化要求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民俗学所面临的学科转型使得本土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民俗学转型与本土化实践的努力 民俗学作为表征本土文化的一门学问，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本土性自然毋庸置疑，但问题是，面对社会文化的变迁，迈向现代的民俗学应该关注什么？国际学界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在议题的选择上如何能够既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又与国际学界对话和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上，我国既有的学术传统中有哪些可以继承，国外学界有哪些值得借鉴学习并如何结合我国当下的社会情境？在学术范式上，如何从传统民俗学擅长的类型分析转向对民俗文化的解释分析？如何从“朝后看”的民俗学转为朝向当下、朝向未来的民俗学？这些都是民俗学在转型和本土化过程中无法避开的问题。户晓辉曾指出，我们应该排除民族主义情绪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视野来认真整理、反思中国的研究资源，寻求中外研究的“视野融合”效应，并且要倡导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以便与国际学术界沟通和对话，其思想也代表着国内民俗学界在民俗学转型与本土化的学术实践上所付出的努力和进步，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民俗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和推动本土化这一问题，目前尚在探索之中。 学术议题不够前沿、对社会文化变迁解释力不足等问题是制约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一部分学者的目光仍然落在文化遗留物上，甘于做资料学，而对鲜活的社会生活现实缺乏兴趣和热情，对社会文化的变迁缺少积极回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俗学在学科体系中的话语权。因此，推进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就要更新民俗学的议题，提升学术话语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近年来，一批学者倡导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下重新调整民俗学的关注对象，同时也是更新民俗学研究议题的一种呼吁。如高丙中认为，民俗学应该将“民”的范围重新定义为公民，民俗学的价值即在于重新思考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民俗学在新时代下应该成为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周星认为，当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活革命”使得现代社会的“日常”得以不断刷新，他提示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应该“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徐赣丽则指出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民俗学研究需要从琐细的、静态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民俗学关注的内容也应该从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并注重现实参与性，朝向社会主流大众生活方式。 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同，民俗学以关注本国民俗为任务，民俗学也比较缺乏共同的世界性的理论方法体系。有民俗学家指出，民俗学经常被近邻学科视为只有学科建构，没有理论建树，原因在于，民俗学的浪漫主义起源使其成为民族国家的学问，目的在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对追求超然和具有普世性的理论不甚积极，并且民俗学“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学术体系内滋生和成长，较难形成自由质疑和批评的学术氛围，较难形成有效和大面积的国际学术交流，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世界范围内共享的理论和概念”。一方面，民俗学本身理论积淀并不丰厚，重描述、重分类而轻解释，现有理论和概念比如“本真性”和“认同”等，都是来源于其他学科；另一方面，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社会生活，作为本学科核心概念之一的“传承”，明显地束缚了民俗学研究的手脚，如果民俗学者仍然只关注传承三代以上的文化事象，那就可能对民众丰富多彩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缺乏敏感性。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引介了一些国外的理论和概念，比如杨利慧、安德明、王杰文等介绍了表演理论，西村真志叶、周星、吴秀杰、王霄冰等分别介绍了日本和德国的民俗（学）主义，都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型。在方法上，传统民俗学的“采风”方法，对民间口头传统进行搜集、记录、整理、分类，已经逐渐让位给外来的更具专业性和规范性的“田野作业”方法，强调对民俗生活和民众的情感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民俗学界的新概念，比如“表演”“语境”等，确实给中国民俗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开始从“向后看”转变为朝向当下，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些概念的引入让中国民俗学尝试走出文本研究和对民俗事象追本溯源的历史研究范式。 虽然在这些方面我国民俗学人已经开始进行探索和尝试，但是这些努力还没有成为整个民俗学界的共识，从国外引入的理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们原来对民俗学的认识，但民俗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学问，每个国家的民俗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仅靠引介国外理论远远不足以推动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