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特点及定位(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00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汪受宽 参加讨论
第四，少数民族史学与华夏/汉族史学同时起步，交互影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方或全国政权等政治实体的建立，是该民族史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先秦时期，华夏与蛮夷戎狄不仅在居地上，而且在血缘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汉族还是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都有不断的种族互动，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匈奴、鲜卑、羯、氐、羌、藏、突厥、回鹘、白、彝、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等族甚至走到历史前台，建立过一些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政权，以其民族文化和智慧，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极大地推动了该民族史学的发展，共同创造了光辉的中国史学史篇章。 相传黄帝时代的苍颉、沮诵是华夏族最早的史官，而彝族传说，大体与此同时的古彝族艾哺时代已经有代代相传的“奢哲”(或布摩)负责用古彝文记录本民族的史事，编撰史籍[10]。春秋战国当中原地区征战不休时，自称“蛮夷”的楚国已经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11]，其发达的历史知识，令人感叹。 突厥族使用的十二生肖记年法，过去学者对其来源有柔然说、突厥说、西方说等。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竹简《日书》甲种之《盗者》章，其中就有“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辰……巳，虫也……午，鹿也……未，马也……申，环也”的说辞，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经存在，突厥人从中原学来用以作为本族历史记年法，是中原文化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之一例。而十二生肖记年法这种历史年代记忆方法，吐蕃人和突厥人都使用着，又传给了回纥人和蒙古人，中华各族史学成果的相互影响于此可见。 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及隋唐以后的突厥、回鹘、吐蕃、白族、彝族、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建立了地方或全国政权以后，其史学越来越进步，对中国史学史的贡献越来越大。各民族一般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其君王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注重汉文经史著作的翻译和学习。匈奴族汉开国之君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曾评论古史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侯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12]2645-2646从历史的研习中，树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功立业的志向。党项族政权夏国创造了西夏文，并用西夏文翻译了《九经正义》《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贞观政要》《十二国史》《太宗择要文》《德行集》《类林》等经史书籍。他们借鉴汉族的思想成果和中央皇朝的统治经验，为其巩固统治、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服务，继承历代中央皇朝的史学传统，为民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金朝建立之初，创立了女真文字，大量翻译汉族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金世宗言：“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3]184-185以女真字翻译出的汉文典籍有《贞观政要》《白氏策林》《史记》《西汉书》《新唐书》《五代(史)》《孝经》《易》《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等，使中国传统文化日益普及和深入到女真民族心灵中，提高了他们的儒学和史学意识，并最终成为女真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主流。 十六国时期，涌现出古代最早的多民族史学家群体，各民族史官撰写了48部记载诸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著作，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实录”体、史钞体和地方志等著史体裁，诞生了“史学”一词，设置了“史学祭酒”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大大提升了史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鲜卑族政权下的地理著述如《水经注》等，一反六朝地志竞言“异物”、风光“颇失其真”，强调实用，关注国计民生，开隋唐地志文化的主流。北魏创设的皇朝专职修史机构——著作局，成为隋唐史馆的前身，是鲜卑族对古代史官制度的重大贡献。 辽、西夏、金、元、清等民族政权重用本民族的史官，参用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史官，仿照历代中央皇朝的做法，建立适合其民族特点的修史机构开展修史活动，所撰写的史书多是兼用民族文字(称为“国书”)和汉字，在以本民族人物和事迹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同时，兼记境内其他民族人物及事迹。其史书的编纂因袭了汉族王朝的体例，并加以改进，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和史书体例。契丹辽朝仿唐、宋之制，有较完善的史馆制度，在翰林院下设有修史机构国史院，以监修国史为最高长官，下有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史职，平时主要修实录，若修史再设局编修。在门下省设起居舍人院，负责日历和起居注的修撰。又在秘书监置著作局，主要负责碑志、祭文的撰写。契丹辽的史官多为兼职，比较著名又有著作可考的8位史家中有4位是契丹族或赐国姓者，如室昉、耶律俨、萧韩家奴等，史官除修史外还兼翻译、制定或修改法律、礼仪甚至从事天文、占卜活动，史官秉承中国史学直书的优秀传统，以生命捍卫记史的真实性。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指出：“辽，其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之前，却远出元代之上。”对契丹辽史学评价很高。党项人建立的夏国立翰林学士院，完成了翰林学士从参与修史到独立修史的质的变化。还设有卜算院、秘书监、史院等与修史相关的机构。史官中党项人占较大比例，还出现了史官世家的斡氏家族。金朝起居注和实录的撰写形成制度，较为完整，造就了元朝撰修的“《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14]414。白族在建立大理囯之初，就创造了“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的白族文字，设有专门的纂史机构，著有“国史”等官方史籍，某佚名史家甚至写出了记录南诏大理国的编年体地方民族史籍《白古通记》。 蒙古族是融合当时蒙古高原众多北方民族部落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大蒙古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征服王朝。这种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决定了蒙古族的史学会受到所统治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因此，蒙古史学编纂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蒙古系统、中国系统和波斯系统等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色，表现出蒙古史学的多元特色。满洲努尔哈赤时期用满文记录档子，并汇编成册，成为其史学产生的标志。入关后的满族，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发展其民族史学，以文字狱禁毁一切对满族不利的史书、文字，甚至删改古史书中的蛮夷戎狄等字词。其史馆虽然汉、满、蒙学者皆有，但总裁、提调等负责官员多以满官为首，所撰史书都要送呈皇帝“圣裁”，实行对修史的绝对控制。官修史书都有满、汉文两种文本，有的还有蒙文文本。特别重视满族史的修撰和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史的撰修。这些，都是满民族因素在史学，特别是官方史学中的凸现。满族主导的清朝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成就，并予以创新，造就了古代史学的辉煌时代。 中国古代这些民族政权史学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其在中华文明母体内发展起来的民族史学，是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轨道上的创新，强烈地体现了中国史学史之多元一统、不断创新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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