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特点及定位(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56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汪受宽 参加讨论
第七，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包括汉族史家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及其史家共同创造的。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在古代都没有其本民族的文字，或者民族文字不够成熟，因此没有或少有本民族文字的史学著述。以南方少数民族为例，黎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景颇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台湾原住民等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除了口述历史以外，其历史资料都必须从汉文典籍中找寻。苗族、土家族等虽然有文字，但使用不广，一般苗族、土家族史家的作品都是用汉文完成的。只有彝族、白族、纳西族、傣族的文字记载了本民族的历史，而且有许多历史著作存世。但是，要全面构建这些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其与中央皇朝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仍然主要仰仗各该族史家和历代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史家用汉文撰写的对该族历史的记载。 我国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岭南少数民族壮族，历史上有不少的口传史学，也产生了许多著名人物，如宋朝侬智高，太平天囯领袖萧朝贵、石达开等。唐朝时，壮族学者借用汉字偏旁部首加上壮语谐音创造出一种形声结构方块形的古壮字，一直在壮族民间流行，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来记录或书写本民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碑刻、家谱、契约、账目等，是研究壮族历史的重要材料。但壮族历史的主要内容，除了见于壮族学者用汉字写作的诗歌、碑文外，更多的见于汉代以后中原学者的各种著述，包括隋唐至明清的诸正史、史书及某些文集和地理著作中的专篇或专文，以及《北户录》《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岭外代答》《越史略》《交趾事迹》《广西郡县图志》《桂林郡志》《广西通志》等专书，没有这些学者的汉文史书，无法重建丰富的壮族历史。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量存在“他者书写”的情况。除了近代以来外国学者的调查报告和历史研究之外，主要是历代汉族史家的历史撰述。且不说古代许多民族的史家习惯以汉文写作民族的历史，就是主要由汉族史家以汉文撰写的历代“正史”及其它史书中也有极为丰富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述。虽然其中不乏民族歧视、偏颇或误记，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许多少数民族历史记忆或记载的缺失、粗砺和不系统。我们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多数还要依靠汉文史书的记载，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史学上谁也离不开谁的有力证据。 先秦两汉各民族的历史记载绝大部分都是由华夏/汉族的史家完成的，即使强大如匈奴者，既无自己的民族文字，亦无本民族的史家和史书，其历史主要靠《史记》和两《汉书》的《匈奴列传》得以保存。先秦两汉未见百越人以本民族文字撰写的百越历史著作。这一时期无论是正史，还是其他性质的史书对百越民族的分布、支系、历史传说，以及居住的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有较为丰满的记载，出现了记载百越民族的专篇。还有《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专门的汉文史著，其文字虽介于小说与历史之间，但也是一种质的飞跃，是百越民族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北朝政权虽然多由少数民族所建，但各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家也不多，其较有分量的史书多为汉族史家所著。魏晋隋唐间强大一时、建立了政权的吐谷浑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但其历史，在汉文史书、文集、碑刻、敦煌卷子中都有不少记载，在藏文资料中也有零星的记录。在关于该时期的十部“正史”中，八部设有吐谷浑的专传，吐谷浑民族的口传历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其与中央政权和周围政权的关系，在这些史传中都有所记录，为复原吐谷浑历史和史学提供了基本的史料。唐宋时期的渤海族曾建渤海国，该族史事主要是靠唐文宗使臣张建章所撰《渤海国记》保存下来。突厥、回鹘等民族采用十二生肖循环记年，但倘若不参考同时期中原史籍的记载，很可能碑铭主人的具体生卒年代都无法搞清。更何况此人在碑文中被掩盖或忽略的事迹，也只有参考隋唐史书才能补齐。 建立辽朝的契丹族，虽然用契丹字撰有丰富的史籍，却因其“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31]，以至后来极少流传，幸有宋人所撰《契丹国志》等书及元朝所撰《辽史》，才使其国其族历史得以为后人所知。蒙古族的元王朝建立以后，主动了解和认识中原的传统文化制度，并有选择地进行消化吸收。在史学方面，承袭了中原传统的史馆制度和新帝为先帝纂修实录、新朝为胜朝修史的传统。在史馆制度的建设上，在承袭的基础上又有适合蒙古王朝特点的变通。如将前代的翰林院、国史院合并为翰林兼国史院，提高级别，扩大规模，赋于其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职能。还另立蒙古翰林院，专门典理蒙古文书制诰，亦协助翰林兼国史院的修史工作。尤其是辽、金、宋“三史”的成功撰修，显示重视历史的撰述，以史为鉴，早已成为蒙古族朝野的共识，这是蒙古民族对史学作用认识的巨大进步。 自《史记》开始，历代汉文史籍多有对柯尔克孜及其先民的记载，由于汉族史学的相对成熟，故而这些记载在构建柯尔克孜族历史和研究中央政权和史家的民族思想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回族学者丁竹园、丁宝臣在北京和天津创办报纸，撰文主张民族宗教间必须“化除畛域”，各民族都有责任爱国、救国，认为历史上的回民起事是由于统治者对回民实行高压政策和宗教歧视的结果。各宗教应该互相尊重各自的信教自由，互不侵犯[32]。汉族学者陈汉章、陈垣、张亮丞、陈寅恪等痛心于“古籍资料里有关回族的记载，无不贯穿着种族歧视和压迫，非常气愤，决心进行回族史的研究”[33]。回汉等族学者的重视和努力，推动着回族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延安《回回问题研究》、《回回民族问题》的出版，标志着回族研究成为独立学科。1978年以后百部以上的回族史和回族地方史成果出版，其作者既有回族，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全面系统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涵盖55个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撰述出版，如雨后春笋般的民族历史研究专著和论文，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重大成就。从事调查、研究和撰述的固然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学者，但更多的是汉族学者，各民族学者通力合作，成就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繁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包括汉族史家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及其史家共同创造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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