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鲍永玲:难民危机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2:11:05 《世界民族》 鲍永玲 参加讨论
从二战后的历史来看，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加剧和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欧洲内陆也曾迎来庞大难民潮的冲击。一方面，此次难民潮具有独特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渊源，中东政局的持续动荡现阶段大规模遣返难以实现；另一方面，难民潮的泥沙俱下也使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卷入其中。在这一背景下，要让具有保守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数百万新移民群体，被渐呈分裂之势的欧洲社会成功“消化”，显得更加困难重重。 一、从民族主义的欧洲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欧洲 欧洲自古是多民族地区，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初次兴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分崩离析、到20世纪末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民族国家始终是欧洲各国的主要政治体制形式。即便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描述，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欧洲现状，因为各个民族国家内部依然存在着少数民族。欧洲民族国家逐渐成形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伴随着对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即强制同化政策，从而建立起不同族裔的共同国家认同。 二战是欧洲从移民输出国转为接纳国的重要转折点。战前欧洲大陆移民总趋势是近似19世纪的移民传统，从欧洲大陆迁移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战后这一进程被逆转，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包括前殖民地的移民进入欧洲大陆，欧洲逐渐由传统的民族国家转变为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面对多次移民浪潮，在需求和排斥的矛盾心态里，各国逐渐放弃了将移民族群和接收国主流族群视为一体的传统民族主义同化政策，而采取了更为灵活、开放甚至可以说是权宜之计的多元文化主义公共政策。 欧洲在近三十年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社会”，这尤其体现在各国国民人口结构及相应的种族、语言、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特点的变化。“多元文化社会”作为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和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社会理想，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彼得·基维斯托曾指出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在此社会中以尊重的态度来欣赏并宽容各种差异”。这一理想尤其体现在哈贝马斯以“宪法爱国主义”取代族裔爱国主义、以建构“后民族的”新型多民族国家的设想中，即各族群在尊重差异和彼此认同的商谈政治基础上，将自己拥有的文化传统和宪法基本价值原则相结合，形成开放和谐的公共政治文化。 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困境 西欧宽松的移民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其中约90%是北非、中东、西亚和南亚等地区的穆斯林族群。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2012年欧洲共有4349万穆斯林：德国的476万穆斯林大多数来自土耳其；法国的471万穆斯林移民来自前西非、北非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英国的296万穆斯林主要来自加勒比海、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等。由于穆斯林族群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其他族群，预计全球穆斯林族群在2065年左右将彻底超越基督徒达到三十亿以上的人口规模。而从欧洲来看，从二战后屈指可数的穆斯林到现在快速增长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数量、社群规模、宗教影响力及其对欧洲价值的抵制，对欧洲文明构成了巨大挑战。 总体来说，欧洲穆斯林社群中伊斯兰教的激进化趋势日趋严重，而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伊斯兰教保守趋势的迅速兴起近乎一致。在欧洲个体权利意识强化、欧洲文化认同缺失和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削弱的同时，在多元文化主义荫庇下逐渐丧失本土羁绊的穆斯林移民却产生了强烈的对普世性伊斯兰共同体即“乌玛” (Ummah) 的认同。 (一) 封闭的平行社会 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最常见的批评是它导致大量割裂的“平行社会”，即各个少数族群、主流社会间皆相互隔绝并存，宛如“难以同化的孤岛”。印度裔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学者柯南·马里克 (Kenan Malik) 就认为，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是为了防止形成碎片化的社会，其实质却是让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部落化。 (二) 破碎的价值共识 在对二战深刻反思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欧洲左翼要求以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为基础来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一种更高层次的以欧洲公民和世界公民为旨归的共同体认同。然而，政府并不勇于在穆斯林移民族群中大力宣扬这种世俗性的主流价值观。过分张扬的普遍人权话语和肯定性的社群认同政治所形成的新政治正确，使这种宣扬容易被视为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歧视，从而破坏了多元文化主体价值权利的平等性。 (三) 分裂的国族认同 国家认同是国民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是关系到任何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在欧美，随着三十多年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传统民族国家秩序受到挑战，国家认同始终处于动荡和再造的过程之中，国家认同的分裂日益成为隐忧。 (四) 激化的宗教冲突 现代欧洲的社会文化仍旧根植于基督教传统，但是在启蒙基础上已经达到政教分离，将宗教严格限制在公共政治边界之外；而欧洲穆斯林族群文化根植于崇信的伊斯兰宗教传统及其教法，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倾向。 三、从多元文化主义到主导文化主义 从欧洲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路径及其效果来看，作为其根基的政治哲学思想和多元文化社会理念皆隐藏着深刻的悖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9.11”事件以及欧洲各国多次大规模暴乱、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才逐渐得以突破政治正确的禁忌。默克尔、萨科齐、卡梅伦和菲尔哈亨等德、法、英、荷主流政治家，近年来相继公开承认本国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政策已经失败的言论，更是引发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在这一背景下，以“主导文化”来取代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主张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其讨论几受压制，但在近二十年来已逐渐成为欧美保守主义尤其是中右翼政治党派的共识，并成为对抗多元文化主义的最强理论资源。这种主导文化主义或主张以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根基，或主张以基督教传统及各国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为根基，各有其特点，既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其中，因二战历史背景与之后长期受压制的国家民族认同等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德国成为新兴主导文化观念的首要倡导者，并较早就将其吸收纳入到中右翼主流政党的执政纲领之中以希付诸实践，使其在这一文化保守主义主导的思潮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在目前欧盟复杂的认同危机、移民融合和难民危机中，面对移民潮的不断加剧和移民群体的日益壮大：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之宗教、文化、习俗合法权利要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并被理解为对文化多样性的合理宽容，渗透在所有媒体、教育界和政界，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认的观念甚至超级意识形态，在欧洲社会内部依旧约定俗成和持续运转；另一方面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盟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人权话语和选票压力使占据人口结构相对优势的移民社群尤其是穆斯林社群，在老龄化、出生率低下的欧洲国家赢得越来越大的政策话语权。在推广主导文化主义的政策框架中，由于欧洲各国宣扬的主导文化实质上根源于基督教历史传统，使伊斯兰属于欧洲还是不属于欧洲的问题浮出水面，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对抗越来越严重；随着各国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大幅减少接收移民和难民的数量、削减少数族群的相关福利与取消双重国籍，驳回或限制穆斯林要求公开穿戴头巾、布卡和禁酒等与伊斯兰教法宣示相关的诉求，也必然会引起少数族群对主流社会的更多怨恨，很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族群分裂而导致恶性循环。 四、结语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和文化始终是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在与他者的交融碰撞之中沉淀而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加速度增长的全球社群迁移带来了更多的矛盾和挑战，而被理解为对文化多样性持宽容态度并承认少数族群合法权利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国家的基本共识。然而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欧洲各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却使民族、族群和文化的界限固化与泛政治化，使外来移民日益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严重社会问题和严峻政治问题。福山曾经指出，欧洲和北美的现代自由社会倾向于微弱的身份认同，欧洲后现代精英尤其觉得自己已经超越单一宗教和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确定积极的自由价值基础，不能明确“我们是谁”，必然将遭受身份意识认同强烈的移民的挑战并被其所吞没。2015年以来上百万穆斯林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欧洲不断弱化的基督教社会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也给原本已经很严重的族群冲突增加了新的巨大能量。 欧洲各国近些年兴起的新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奥地利自由党和荷兰自由党等的共同主旨是反欧盟、反伊斯兰化，并不约而同提出了种种试图遏制本国文化认同继续分裂和限制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竞选纲领。这种反抗二战以来主流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层民意动向，正在喷涌而出并日益明显地改变着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格局，也更深地凸显出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面临的内在困境及其深刻危机。在这样的现实下，今天积重难返的欧洲面对的不仅仅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也是刚刚走上现实舞台的主导文化主义和全面同化政策共同的不确定未来。 （摘编自《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难民危机和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孔敬/摘编） （作者简介：鲍永玲，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