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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仪的逻辑:社会规则与村落日常秩序建构——基于白族傩仪“耳子歌”的研究(4)


    (二)嵌入规则变迁:傩仪表征的社会转向
    如前论述可知,因为内群体的认同的维系力,村落共同体相对稳定,这并不意味着村落共同体不再被其他社会规则影响。历史、文化、经济等作为因变量随着社会规则的变化而变迁。村落共同体日常秩序的建构受到作为自变量的规则要素,国家政策、经济发展、体制与制度更迭的影响,这一过程意味着一系列社会规则被建构、重整与再造。当村落共同体发生结构性变迁,其功能和边界有了区隔,体现为村落共同体在嵌入规则作用下,内部秩序与生活世界的社会意义成为连续体(continuum)[22]。
    将白族村落共同体视为连续体,传统傩仪耳子歌多以村落内群体交往、交流的形式,最终建构为约定俗成的婚礼或庆典仪式,成为白族村落成员的精神文化纽带,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通过耳子歌的仪式展演,加强了村落共同体的相互联系,维系了村落内部的团结。白族耳子歌傩仪仪式展演时间,同时也是开展性启蒙教育,道德教育的舞台。传统耳子歌具有民族成员消费节制、族内生活协调、族内成员纠纷的排解功能;具有本民族内成员身份的确认与强化、相互沟通的功能;具有辅助性的物质生产组织功能;具有直接的组织和执行的功能等。如今耳子歌民俗成为村落文化空间生产的新资料。随着耳子歌列入非遗名录,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耳子歌舞台化表演在丰富了村落成员日常生活的同时为村民带来了直观的经济收入。
    面对时代变迁和强势文化冲击,白族耳子歌傩仪正面临着逐渐消逝的危机。近30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和现代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白族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有了更为丰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村落成员外出谋职打工、社会成员流动性大、大众传媒文化的影响、消费时代的到来等,使得白族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例如,检槽耳子歌的形式变得简单了,有的则为了迎合舞台化需求而做了内容调整。当检槽村的劳动力尤青壮年男子均外出打工,耳子歌的传承人问题更显突出,耳子歌傩仪将面临逐渐消亡的危机。耳子歌作为民族文化在共同体内的代际间传递过程,就是借助仪式展演,该民族的“文化基因”通过心理传承在各社会成员中作纵向复制的过程[23]。耳子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发现、想象为检槽地区白族共同体意义的象征符号,2014年耳子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项目名录。当地政府力图通过“入遗”的方式对耳子歌民俗加以保护。耳子歌民俗得以保存的基础是白族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味着在国家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挤压之下,耳子歌民俗在展演中获得新的形态,继续与白族村落共同体内继续发展,重新建构了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与政治生态系统。耳子歌与其村落结构之间表现为一种从属性、依赖性的内在逻辑,村落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对耳子歌民俗发挥着制约、管理、导向功能,因素与因素之间也在相互博弈中获得发展的均衡。以村落变迁为背景,社会结构在就耳子歌民俗的起源、生存、发展与变迁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不断调整。对耳子歌不仅仅需要保护仪式的本身,而是应该通过保护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以供营养供给和发展空间。
    村落的动态结构之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推动着耳子歌的仪式表征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对耳子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维持和保护其原始状态,而是应该在保护中依靠村落文化自觉,给耳子歌提供创新力量和动力源泉。耳子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传统民俗保护与村落经济发展、村落政治建设、村落文化进步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内在循环系统(图1)[24]。
    
    图1 耳子歌非遗保护与村落建设互动图
    傩仪的生境意义在于与村落集体意识不可分割,耳子歌满足了村落的某种功能需求,该功能的指向随着村落变迁而模糊化。耳子歌作为民间底层社会资源、权利、公共空间、经济利益等分配、再分配的博弈场域,是村落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傩仪传统延续、再延续的生命场。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中,傩仪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耳子歌亦如此。起初,耳子歌作为自在、自为的村落文化展演,世代相沿地存在于白族村落之中。随后,村落共同体的文化惯性使得耳子歌得以延续。滇西大理云龙县检槽乡是耳子歌的自然生境,作为白族村落共同体其特点为:其一,具有稳定地理空间。检槽师里河河谷地带及周围山地,平均海拔约2100米的139个自然村共计15680人口的环境。山地白族依山傍水的传统村落选址规则使得耳子歌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其二,民族性的排他功能。传统村落社会成员认同基础为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意识认同的白族,耳子歌的唱词全部是白族语言,体现出本土文化的排他性。其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傩文化特征。“耳子”从头至脚着棕衣,有别于其他区域傩仪的着装与面具。其四,内生与外生嵌力共同作用下村落共同体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当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经济滞后、交通不便状况得以改善,意味着外来文化的嵌入以各种方式在弱化村落内在凝聚力。故规则运作下的村落社会行动的遵从与整合成为村落共同体的“公共性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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