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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路芳:民族文化的城市适应与再生(3)


    二、应对时代变化,顺势而为 
    清末民初,北京市的民族人口构成比较单一,除了世居的汉族和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和苗族等族外,较少有其他民族成分。随着清王朝的式微,八旗制度日渐没落,在其庇护下的满蒙特权阶层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自谋生计。八旗人口由于经济来源的断绝和政治上的歧视,或大量外迁,或改称汉人,导致人口日益减少。在1917年北京城的民族比例中,汉族约占70%至75%,满族占20%至25%(大约20万人),回族占3%(有23524人),蒙古族占1%至2%,其他民族占0.5%。[4](P.12)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剧烈变迁,与满、蒙民族人口减少形成强烈对比,北京的回族人口数量和比例却在不断上升,依托城市商业服务,回族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态的变化。 
    据北平市社会局1930年的调查,大栅栏地区共存庙宇60余处,其中观音寺、万佛寺、火神庙、真武庙、龙王庙、清真寺等都有相当规模,各类庙宇香火鼎盛,各种宗教信仰都在大栅栏得到广泛尊重。北平地区的穆斯林主要以回民为主,“30年代全市共有穆斯林17万多,占到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5](P.163)。北平的回族人口呈稳定增长的态势,居住相对集中在北平南城的平民区一带,没有像满族、蒙古族那样经历社会地位的沧桑之变,工商业成为他们立足城市的依托。王回回狗皮膏药店的发展就是典型案例,即使面对清朝崩溃民国初立的时代大变局,他们依然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济安堂药铺通过不断积累商业资本,保持其社会声誉并持续发展壮大。 
    1937年后北平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城市经济凋敝,工商业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企业破产和人员失业,国破家亡成为北平人痛苦的记忆。此时的济安堂王回回狗皮膏药铺由第20代传人王亮(1917-1991)经营,王亮从小在自家药铺当学徒,习得膏药秘方及经营理念。在日本侵略者压榨下,北平市场日益萧条,作为药铺传人的王亮苦苦支撑,但生产销售规模也日渐缩小直至药铺彻底停业。1940年王亮前往江西躲避战乱,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返回大栅栏重开药铺,借助以往的名声和努力,药铺生意逐渐好转。 
    经过抗战时期的日伪统治和抗战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古老的北京城历经战乱沧桑,工商业受到极大破坏,人口流失严重,如1949年北京城区回族人口只剩下6万多人。[3](P.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展开,北京的民族人口得到了较大发展,不仅民族人口数量增长而且民族成分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后,北京更成为全国民族成分最齐全的城市,少数民族文化也为新生的北京增添了多民族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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