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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卡舒巴]都市的认同感——浴火重生的城市文化


    摘要:城市的兴起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伴生现象;大量人口密集居住的大都市生活造成的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离、犯罪与暴力频发等问题,使得都市成为20世纪现代性批判的靶子,逃离都市一度成为现代人向往的生活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市文化被重新发现和塑造,再度焕发出多样性、包容性、具有多重文化品位的魅力。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都市在打造自我身份认同中再度成为宜居之地,为外来者的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本文勾勒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变迁的进程:从单调平庸的灰色水泥林,到五彩缤纷的各种社会与文化理念的实验场。
    键词:都市文化;身份认同;移民;社会融合;社会实验场;
    作者简介: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曾任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所长,自2015年起,担任柏林社会融入与移民问题实证研究所(Berliner Instituts für empirische Integrations und Migrationsforschung,简称BIM)所长。;吴秀杰,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自由译者。;
    

    这件“IloveNewYork”红心T恤衫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倾诉了人们对一个城市的热爱。它原本叙述了另外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一段慢慢被遗忘的历史。1972年,当一个艺术家小组设计出这个T恤衫时,纽约这个大城市远远不像今天这样为亿万人所倾慕。它似乎要宣告自己的末日降临:交通堵塞、雾霾、投机和犯罪横行,城市人口在减少。那一句“我爱纽约”是当时尚且留在城市里的人发出的最后求救呼声:“让我们别抛弃这座城市!”
    
    图1 “我爱纽约”T恤衫(摄影Wolfgang Kaschuba)
    我爱……我们!
    不过这早已是陈年旧事。如我们今天所见,纽约这样的大都会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充满多样性的文化空间、消费空间和感受空间。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景观和建筑景观遍布城市各处,了不起的技术装备与旅游业基础设施,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它们为不同人群所居住、所使用,这其中有当地人、外来移民、流动人员、旅游者。独有的自我意识与别具一格的精神风貌塑造了这个城市,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整合让它变成了世界之都,变成了某种标记。这种独一无二性给纽约人带来一种身份认同;同时,它又反过来迫使纽约人持续性地扩建城市,从基础设施到文化,从娱乐活动到娱乐价值,以便能让自身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要求城市不得不适应全球趋势,其代价是建筑学上的标准化和文化上的同一化。城市竞争越来越带来自我摧毁的效应。
    这一发展模式早已遍地开花,哪怕在中等都市也是如此,连老城区也经常让人觉得是可以替代的、毫无特色。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公司、媒体、旅游者以及当地人来说与地点有重要关联意义的地方认同感陷入危险之中,即那些特殊的体验和设想:在柏林生活会有别于在慕尼黑或者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因为各地的历史、建筑、风光、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
    因此,今天的城市推广计划才如此集中而深入地考虑这一问题:如何让城市最终变得不能被错认,什么是它的特殊风格、它的特殊颜色,以及它独此一家的标志。在晚现代时期以及在全球背景下,这些就显得尤为有价值:强调和维护那些真正刻写在该城市中的个性特征,让居民感受到这是“地方精魂”,由此出现一种都市的“我们”认同感。
    这些为形成地方性认同感和定位的努力,在最近一些年当中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城市特征。这是一种文化“地标”,城市推广活动和文化专栏是其推手,它们也出现在旅游手册和互联网博客中,也通过电视系列剧和城市流行歌曲、通过图片相册和导游传播出去。城市被当作集体性的行动主体,成为地方性共同体和文化,它们的居民变成了同样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成为都市部落中的一员:他们从先前广袤的都市猎场回撤到隐蔽的保留地,以便能躲开房地产大鳄和建筑修复,躲开追名逐利之徒以及旅游者。人们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和“他人的”世界,移民风格也好,巴伐利亚风格也好,只是为了再度赢得距离和安静。可惜这经常徒劳无益,因为正是这种回撤到“独特方式”的街区和居住区,让观光者和投资者变得更为好奇,因为这种氛围让这些当地人具有都市本真性以及亚文化的殊异性。这些做法让当地人不情愿地掉进了旅游-经济牺牲品的模板中:文化很容易带来自食其果的效应。
    赫尔曼广场——柏林
    柏林有一个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直到不久以前,这并不能让人感到有什么可激动的。其他德国城市也有同样的地名来纪念不同的“赫尔曼”,有的是荣誉市民,有的是市长,或者是日耳曼部落的首领。柏林赫尔曼广场的存在开始于1885年,那还是有皇帝的第二帝国时代,纪念的是那位舍鲁克人或者日耳曼人,他原本是一位德意志-意大利移民,在罗马名叫阿米尼乌斯,在那里被训练成士兵。直到他似乎对毫无爱意的意大利欢迎文化感到失望,又再度移居到日耳曼,刚好在两千零五年以前,在离奥斯纳布鲁克不远的沼泽地中将罗马军团连同他们的统帅瓦鲁斯打得一败涂地(即通俗说法中日耳曼部落击败罗马军团的“条顿堡森林之役”)。不过,赫尔曼广场今天引起关注并非由于这一历史背景;更多是因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漂亮的字母“你害怕赫尔曼广场”。这件T恤衫连同同名的互联网博客反映了这一广场的特殊象征意义,展示的是“新”柏林的社会地貌和文化地貌。它正好位于草根多元艺术文化的旧重心“十字山”(Kreuzberg)与新重心“十字科尔恩”(Kreuzkölln)地带的交界点,是通向热点社会问题区“新科尔恩区”(Neukölln)的过渡地带。在20世纪20年代,这里还是都市现代性的核心地点:当时欧洲最现代的百货大楼Karstadt坐落在这里,这里是地铁和公交车的换乘站,贫民区和城市区的交汇地。直到今天,这个广场的外貌虽然保持着都市特征,不过标记的是另外的内容:这是一个由失业者、移民、毒贩子和涂鸦者构成的社会问题焦点地区。在这件T恤衫上,这些特征都被反映出来了:这是一个经典的“危险地点”的图标和象征,是大都市中那些不要去的地方之一。在依靠媒体化和奇异化存活的柏林“感受图景”中设定一个这样的“险地”,便是利用这一地点的传统并使其变为一种带有挑衅性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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