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史学：样态、潜流、走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03 中华读书报 李红岩 参加讨论
历史内容空前丰富的40年 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阶段性，呈现出形态化、样态化的特点。 经典作家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史家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 如果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可以视为始点，那么，西方学术已然经历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分析的时代，而源远流长的中华学术，在荀子之后，则经历了经学时代、玄学时代、三教时代、理学时代、汉学时代、西学时代、马列时代。这些时代表明，学术进程在历史长河中不仅表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而且不断地从相对独立发展走向全球融通，加速度地融通。 到20世纪，学术的加速度融通，发展到人类历史的极峰。 40年来的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负载着人类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但是，它直接从20世纪走来，以20世纪的世界大势、中国历史为背景，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这种状态，需要在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比较中得到清晰展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史学研究的根本形态没有改变。换言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历史学的基本样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40年来的中国史学，以加速度的状态繁荣发展，以加速度的状态与全球融通。其所形成的新样态，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第三时段（民国时期为第一时段，改革开放前30年为第二时段）。 谈到历史与历史学，史学家们经常使用三个比喻：河流、人体、树木。以“河”为喻，孔子叹“逝者如斯”。以“人”为喻，章学诚指“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以“树”为喻，安克施密特拈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还残留一丝本质主义，那么，本质不在树枝上，更不在树干上，只是在树叶上。这三个比喻，可以很直观地帮助我们理解40年来中国史学的基本样态。 既然是河，则必然有主流，有支流；既然是人，则必然有骨骼，有血肉；既然是树，则必然有主干，有枝叶。所谓主流、骨骼、主干，就是历史的主脉与大势、本质与结构、规律与动力。所谓支流、血肉、枝叶，就是历史的要素与内容、形式与表现、机制与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学家对历史对象的择取，侧重点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家的侧重点，是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的侧重点，则转移到了支流、血肉、枝叶上面。当然，偏重不等于偏废，但大体之分，消息走漏，还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侧重于关注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所以中国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发展史的宏大视角，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了空前完整、系统、深刻的主导性揭示。所谓社会发展史，不是社会生活史，更不是社会文化史，而是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史，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等均附着于其上。为突出主题主线，前30年的中国学者着重于对历史规律、历史阶段与历史理论的开掘，尽量清晰地提炼出中国历史的逻辑秩序，将唯物史观的一般秩序与中国历史的特殊秩序相结合，将中国历史的秩序纳入唯物史观的秩序中去，以此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普遍性与规律性。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历史发展动力、中国近代史主题主线等问题的热烈研讨，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即在于鲜明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 这样的研究路径与学术取向，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便开始了。其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由于掌握了唯物史观，很快超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建构的“新史学”体系，让古老的中国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这一形态的史学研究，从李大钊延续至今，一以贯之，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它最核心的特点，是以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从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诚可谓“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改革开放后，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史家认为，史学研究不仅要凸显历史的主流，还应该展示大河的支系；不仅要“骨感”，还应该丰满；不仅应该主干强壮，还应该枝繁叶茂。以这样的思想为驱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喊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口号。 这是最能反映新时期史学整体样貌的一个口号。40年来中国史学的整体样貌，此口号足以一言蔽之。它原本是经典作家的原话，用作了《历史研究》1987年第l期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提出这一口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前30年在侧重关注主流、骨骼、主干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与唯物史观无关，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路径无关。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家的时代任务是不同的。从民国至新中国前30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任务，本是揭示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不在于填充历史的血肉与支系。因此，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是要否定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它、发展它、完善它。至于通过怎样的途径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他们提出，“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文章说，这样做可以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以该期《历史研究》为标志，“社会史”成为新时期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史学分支。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适应了新时期史学发展前进的需要。唯物史观着重于揭示历史的主流、骨骼、主干，但从来不忽视、也不允许忽视研究历史的支系、血肉、枝叶。唯物史观最重视揭示历史的本质，但向来都是透过现象而不是抛弃现象看本质。由于历史的本质隐藏于社会生活的深处，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上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作了空前深刻的揭示。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可以让唯物史观的科学之光绽放得更加艳丽。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40年来，中国史学的血肉空前丰满、支系空前发达、枝叶空前茂盛。史学界公认，这是史学全面繁荣发展的40年，是繁花似锦的40年。 这意味着，史家笔下的内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史家队伍的数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史学柜子里面所装的东西越来越多，史学分支越来越杂、越细。大量风格多样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大型史料集成、丛书被出版。一批精通外语的世界史专家，与国际同行进行着同步性研究，诸多著作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同类作品。考古发掘走出专业圈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研究领域日益拓展，手段日益先进，科研经费日益充盈。研究方法、研究样态、研究视角与理念、论文题材与触角日趋多样，与海外同人的交流空前频繁，田野考察蔚然成风。40年来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状况。它非常驳杂，甚至混乱，但绝不贫乏；它有可能已经产能过剩，但绝非产能不足；而且，它还在进一步扩展进步之中。 凡此种种，均可分类以说，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以社会史为例，不仅中国古代社会史得到细腻描绘，而且近代、当代的社会史，同样受到空前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学科定位、内部再分支等等，无不得到深入研讨。提到当今中国史学，许多人最容易脱口而出的，就是社会史。伴随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以及文化史、观念史、概念史、医学史，与区域史、风俗史等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成为历史学发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可以这样说，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出版了专著。史学分支与学科的缤纷出现，带来的是历史内容在文本领域的不断被添加、是学术理念的不断从中心转向边缘、研究对象的不断从整体转向区域、理论兴趣的不断从历史理论转向史学理论。 这是一种应当给予整体肯定的繁荣发展状态，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现这种繁荣发展的局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进程相适应，既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