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史学：样态、潜流、走向(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42 中华读书报 李红岩 参加讨论
走向历史学的公共阐释 40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的思考开始向新的理论建构方向演进，呈现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势，一言以蔽之，曰：离弃强制阐释（Imposed Interpretation），走向公共阐释（Public Interpretation）。 碎片化必然导致对历史的强制阐释。在强制阐释话语下，过于丰满的血肉会拖累骨骼，过于丰茂的枝叶会遮蔽主干，过于细密的支流会漫溢主流。过于细碎的所谓史实重建，会让历史学者不再去思考宏观问题，因之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在拒斥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名义下，淡化乃至反对理论思维似乎顺理成章了。强行场外征用，即简单搬用历史学理论以外的其他理论强加于历史研究，本来立意很好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弱化了历史学的主体地位。用历史要素研究代替历史整体研究，一方面造成内容的丰满，一方面造成碎片的集群效应。这样一来，在具体研究中忽视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顾及本质，微观考据成为了碎片，对历史要素的重视成为了对历史整体的排斥，由此而造成一种合力性的趋向，就是对历史的强制阐释。这种强制阐释的现象，发生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领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抵制和批评。 而走向历史的公共阐释，意味着历史阐释应该是理性阐释，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应该是澄明性阐释，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为公众所理解的阐释；应该是公度性阐释，即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应该是建构性阐释，即阐释者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应该是超越性阐释，即超越于个体阐释；应该是反思性阐释，即在与文本的对话交流中求证文本意义，达成理解与融合。 遵循公共阐释规则的历史研究，尊重微观研究但反对碎片化。它追求让历史的大树既主干粗壮，又枝繁叶茂；让历史学的“骨骼”与“血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以公共阐释规则研究历史，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由偏重史实重建，开始向注重历史阐释转移。由于偏重史实重建，所以唯恐遗失历史要素，历史内容因之空前丰富。但是，在具体化、要素化、此在化的西方学潮影响下，散钱不串，主干不彰，其极端化，即流于波普尔所说的零碎工程学。转向历史阐释，亦即转而以理性逻辑为主导，不以细微史实重建为主导；以历史逻辑之澄明性为目标，不以众多史实之芜杂叠加遮蔽澄明；以可公度性为规则，不以探寻独特性、唯一性为旨归；以整体建构性为取向，不以要素功能性为决断；以超越学科壁垒为诉求，以反思学术史为契机门径。 史学四长，才学识德。40年来，由于碎片化、要素化、具体化、此在化，学彰而识暗。以公共阐释为标识，将转而为识、学相长。此一趋向，意味着反叛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范式。其继承性，在于坚守确定性；其民族性，在于全新阐释传统史学；其原创性，在于由中国学者提出；其时代性，在于不重复老话；其系统性，在于通贯全体；其专业性，在于抵制场外强制征用。基本趋向，在于“骨骼”与“血肉”并重。 “公共阐释”是中国学者张江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理论。它认为，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者应该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 40年来，史学界绝非没有具备公共性的理论思考及成果。特别是具有中层理论价值的成果，非常令人称道。比如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关于明清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南宋至明代过渡，等等，这些研究，如同高速路上的匝道，起到了打通历史堵点，使得道路连接畅通的作用。但是，公共阐释代表了更大更新的思考趋向。面向未来，公共阐释论体现了唯物史观统领下史学创新的努力方向，预示了中国史学守成出新的新变化。它是消解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一剂良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