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王涛 赵跃晨：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兼论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24 中国社会科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跨界民族主义是二战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民族统一主义”的特殊形式。它的主要表现是在相邻两个或多个国家间跨界而居、具有同一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强调本民族利益与特性的基础上，追求与现有国家分离、超越现有国界、并实现本民族重整与再划界的过程。在非洲之角地区，索马里人的跨界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则发展为“泛索马里主义”。泛索马里主义究竟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还是一种恐怖主义?要回答该问题，不仅需要从民族学、政治学的视角对泛索马里主义的内涵、外延进行现时性的分析，更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对其渊源与流变进行历时性考察，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 一、泛索马里主义的缘起 作为一种对非洲之角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泛索马里主义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泛索马里主义是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相互碰撞的产物。 第一，索马里人共同的游牧生活方式、相似的语言与文化信仰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前提。游牧生活方式为差异性极大的索马里各氏族提供了一条相互认同的经济纽带，尽管这一纽带在历史上较为松散，但已构成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经济前提。其次，随着7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该地区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因而可以说，伊斯兰教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宗教前提。再次，在共同游牧生活与宗教信仰的背景下，索马里人也逐渐形成统一的语言。历史上统一索马里语的形成，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语言前提。 第二，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之角的政治瓜分及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扩张，激起了索马里人的反抗意识，强化了索马里人的族群认同感，这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外部因素。 第三，索马里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强化了各氏族间的相互认同与归属，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内部因素。殖民者对非洲之角的瓜分瓦解了索马里人的传统纽带，点燃了索马里人的民族意识，激起索马里人的一系列反抗斗争。 第四，二战后英国对索马里人的政治整合计划及其失败，最终促成了泛索马里主义的产生。 二、西方政治理念影响下的泛索马里主义 泛索马里主义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殖民遗留问题，其演变难以脱离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从1948年至1978年，泛索马里主义试图从西方政治话语中找到最合适的表述，以寻求思想及其行动的合法性支持。 第一阶段，从1948—1960年，泛索马里主义主要以反欧洲殖民主义为旗号，以政党政治为手段，其诉求是初步建立一个局部统一的索马里人独立国家。 第二阶段，从1960—1969年，泛索马里主义以反“邻国殖民主义”为旗号，以政府为主要实施者，试图同时达成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的双重目标，在现有国家的基础上扩充为一个统一的大索马里。 第三阶段，从1969—1978年，泛索马里主义被嫁接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中，巴雷军政府试图以此援引苏联的力量来建立大索马里国家，反而被卷入全球意识形态对抗的冲突中。 三、本土氏族与宗教思潮影响下的泛索马里主义 脱胎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泛索马里主义，因一味追求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协调，因而脱离了索马里及非洲之角的实际情况，这也正是泛索马里主义与外部观念冲突的根源。1978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开始从本土氏族、宗教文化传统中寻求突破与发展。 第一阶段，1978—1991年，泛索马里主义回归到氏族主义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理念与实践基础，并以巴雷军政府为斗争对象，试图通过推翻其统治来推进泛索马里主义。 尽管这一时期泛索马里主义推翻巴雷政权的目标得以实现，但以氏族为起点的理念与实践整合却在发展过程中“变质”了。氏族武装联盟在消灭了共同的敌人后，彻底分崩离析，索马里也进入了割据与内战时期。究其原因，氏族的保守性、孤立性、分散性不足以“升华”到泛索马里主义；不仅如此，氏族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在理念目标上都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本氏族利益为旨归；后者则要超越这种狭隘的利益。 第二阶段，1991—2012年，泛索马里主义借助伊斯兰主义的力量，试图以共同的宗教调和各氏族间的差异，通过常规武装斗争消除索马里人的内在分裂。 以1994年的北摩加迪沙法院与1996年的贝莱德文 (Beled Weyne) 法院为基础，1999年组建了超越氏族界限、以宗教为号召、以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为最终目标的“伊斯兰法院联盟”。以其组建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正式结合起来了。 法院联盟建立后，通过常规战争击败各地氏族武装。法院联盟的攻势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2006年埃塞俄比亚最终出兵干预，击溃了法院联盟。作为其后继者的青年党也曾一度以复制常规战争的方式整合索马里全国。以2012年9月青年党最后一个据点和财源地基斯马尤的失陷为标志，通过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结合、以常规战争整合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所带来的冲击引发邻国的警惕与干涉，而在常规战斗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泛索马里主义的失败。 第三阶段，2012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相关联，试图以非常规恐怖袭击为手段达成所谓“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 法院联盟与青年党常规战争的相继失败，表明了在力量对比失衡的前提下，只能选择非常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影响力也只能通过恐怖袭击表现出来。尽管此后一个时期，泛索马里主义仍与伊斯兰主义结合，但随着手段的变化，伊斯兰主义也发生了“变质”。当恐怖袭击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实现目标最主要的手段时，伊斯兰主义的外壳中包裹着的就是极端主义的内核了。 未来，泛索马里主义将走向何方？2012年9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成立后，其生存要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它也必须遵守国际法的相关准则，而对现有国家边界的认可是重要一环。加之联邦政府对索马里全境的管控力持续低下，因而它恐怕不可能在短期内举起泛索马里主义的旗帜。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泛索马里主义在未来只能继续依附于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并被后者所“异化”。从前景上看，泛索马里主义几无实现的可能，而长期的冲突、恐怖袭击则会令民众更关注安稳的生活，泛索马里主义的未来影响也有可能会被削弱。 四、结论 通过对泛索马里主义渊源、流变的阐述，笔者初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从历史的视角看，泛索马里主义是一个内涵相对固定，而外延不断演变的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什么时期，泛索马里主义都追求建立统一的大索马里国家。但不同时期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手段、方式都是极为不同的，既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斗争对象也千差万别，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到周边邻国，再到“圣战者”眼中的世俗政权，并无一确定的对象。 第二，泛索马里主义这种非同质化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在于加强对本民族起源与生活场域的历史认同，表达民族的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维系本民族价值体系的文化符号系统。而在不同地域索马里人的生活轨迹已发生显著分化的情况下，泛索马里主义完全不顾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拒绝对其他族群历史、现实权利的认可与接纳，试图以完全排他性的手段，彰显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利益”，从而导致对民族国家范式的误读，以及对民族自决权的滥用。笔者认为，泛索马里主义既带有民族主义的表征，但本质上却是反民族主义的文化沙文主义 (以某种“文化符号”为依据,扩大化地构建本族群的历史，从而演变为对一种文化观念的认同) 。 第三，正是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特征，使得泛索马里主义在当代与恐怖主义产生了某种联系。二者的这种联系是确实的，从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致力于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中就能看出来。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仅是一种相互借势、各取所需的关系，而不是谁包含谁、谁属于谁、谁等同谁的问题。随着全球恐怖主义的泛滥，泛索马里主义已有被恐怖主义日益裹挟、不断“异化”的趋势，但不应将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者的诉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素。索马里周边国家境内确实分布着大量索马里人，他们与索马里国家有着语言、习俗乃至文化、信仰上的联系。只要承认这些邻国索马里人的身份，泛索马里主义就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第四，在承认泛索马里主义历史的合理性因素的同时，更要看到，这种合理性只是文化合理性，而非政治合理性。从政治上讲，现代索马里的边界是殖民瓜分的产物，泛索马里主义也是殖民主义遗留下的问题。但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确定了“边界不可变更”的原则后，殖民瓜分的边界作为一项遗产被非洲独立国家所接受。无论这项原则有多少漏洞，但它至少有效阻止了因边界纠纷而可能诱发的一系列边界战争。一旦允许所有居住着索马里人的土地全都归并到索马里国家，那将会刺激非洲其他跨界族群都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非洲国家将因为边界纠纷永无宁日。正是基于此，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泛索马里主义的诉求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它只有与恐怖主义相结合，才能在当代释放出一点影响，但最终必将是徒劳的。可行的出路则是，将泛索马里主义改造为局限于索马里国境内的、有限度的“索马里国族主义”，在整合现有国家方面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孔敬/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