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春秋》学初探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0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张沛林 摘要：刘向是两汉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作为“经师”，他以传习《春秋穀梁传》闻名。在现存刘向编纂的《新序》《说苑》等文献中，有大量《公羊》学相关的内容，反映了西汉一代《春秋》学成果，也体现出刘向较重视董仲舒及其后学。但刘向模仿董仲舒，顺应时代学风，以《穀梁》建立的“灾异学”，一方面使《穀梁》兴盛一时。另一方面则忽略了《穀梁》纯粹“经义”，导致《穀梁》学积淀不足，这也是后来《穀梁》衰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刘向；《春秋》；经学；《穀梁》；灾异 在两汉学术史上，从董仲舒的《三策》到郑玄与何休的交锋，《春秋》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有学术核心地位。而在两汉《春秋》学史上，刘向无疑是位大师级的学者。但可以说，给予这样的评价只是一种“影响”和“印象”，如果以后世征引及今日存留的刘向《春秋》学著作来评判，恐怕他只是经学史上一个著名的经师而已。说是“影响”，因为他确实是西汉末最重要的经学家，从《汉书·五行志》便可以看出，他在那一时期的重要性几乎与董仲舒相等。而“印象”，恐怕多来自他的博学能文与整齐文献之功。后世如《拾遗记》出现“太乙燃藜”这样的故事也并非偶然，刘向的学问来自“神授”，如此“待遇”并非每个著名学者都可以得到，也应是这种“印象”造成的。 《贞观政要•崇儒学》：“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1]卷七 上引唐太宗诏书一则，所述配享孔庙二十一人是按时代排列的从春秋到晋代的儒家学者。以时代及著作情况看可分为三组：前面的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四人为一组。旧说左丘明作《左传》，《公》《穀》虽始于高与赤，但二人皆受业于子夏。此四人可称作经典创始者。后面的郑众至范宁十一人为一组，则是传世经典注释者。中间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六人为一组，他们都是西汉经学大师。其中伏胜、高堂生、戴圣虽与十四博士有关，但选择他们配享的原因是“用其书”，应指《今文尚书》《仪礼》（唐初《书》《礼》本非用伏生、高堂生本，且已亡佚，但毕竟二人有保存文献之功）与《小戴礼记》，并非指十四博士之学。毛苌有《毛诗》，孔安国则因《伪古文尚书》题名孔安国，亦是指用其书。 而刘向配享的原因则令人困惑。他虽曾传习《穀梁》，但未见有什么章句、经说著作。《晋书·五行志下》：“刘向《春秋》说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令专事。暝晦，公室卑矣。’”。此“《春秋》说”与《汉书·五行志》一样，皆是据《洪范五行传》推演的“灾异”学说，不能算作专门的《春秋》学文本或注释著作，况且这个“《春秋》说”未必是一种传世的书籍。清人马国翰、王仁俊对刘向《穀梁》说的辑佚，也只是摘出《穀梁注疏》《汉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说苑》等书中相关资料。若说刘向靠《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与校雠群书而享祀，则又与其余二十人不伦类。这三组情况虽不一，但皆是“并用其书”的性质，则刘向最有可能是因传习《穀梁》而配享的，足见上文所说的“印象”与“影响”之大。 一、章太炎《镏子政左氏说》评述 以往学界关于刘向《春秋》学的研究并不多，缺乏对其基本的考述与评介。在已有的成果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章太炎先生《镏子政左氏说》。太炎先生以为桓谭亲见刘子政，《新论》称子政“呻吟《左氏》”，则可证刘向贯通《穀》《左》二学。《说苑》《新序》及《列女传》举《左氏》事六七十条，章太炎先生疏证凡三十余则。[2]205-239但此书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或之前定稿，是他中年著述。且针对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故多存曲意，目的不止在纯粹的学术研究。 《说苑·修文》：《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天王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礼不豫凶事，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葬坟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备尽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毕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3]卷十九 以上引《说苑》一段，泛说天子以至庶人的殡葬期。文中所谓《传》为《公羊传》，而“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云云确与《左传》隐公三年《传》文相类。章太炎先生《镏子政左氏说》关于此段的论证较长，不俱引。大意以为“必其时奈何”以下都为《左传》说。且不顾此段主旨，转谈诸侯丧与天子崩同时，诸侯是否需要奔丧。太炎先生又用郑康成驳许慎《五经异义》引《左氏》说，并且以为荀子为《左氏》先师，直接引用《荀子》语佐证。这里暂且不论荀子是否为《左传》先师，郑康成用郑游吉、王吏言行是否为经学中的“正义”，太炎立说，都为有意牵合他想谈的礼制。《说苑》引《公羊》言“有天子在”，太炎偏谈“天子不在”。孤立地研究文本中一语而广说群经异同，不考虑文献整体状况和经典所述语句的用意指向。这种方式与东汉经师惯用的解经方式相近，章太炎可以说深得此法，而《镏子政左氏说》也可以说是类似于东汉家数的“合格”经学著作。但汉儒的逻辑并不完善，其情可谅，而章太炎不仅沿用旧方法，且对如荀子为《左氏》先师这种并无太多根据的清人旧说不加考证而沿用，则是“不合格”的考据著作，不足以反映刘向《春秋》学的真实状况。 案刘向向来以博闻著称。其人“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又“领校秘书”，可以说是读尽当时天下书了。《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又非正式的说经著作，且是前人故事、义理旧说的汇集，用《左氏》说固不足为奇。 《新序·节士》：曹公子喜时，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与诸侯伐秦，卒于师，曹人使子臧迎丧，使公子负刍，与太子留守，负刍杀太子而自立，子臧见负刍之当主也，宣公即葬，子臧将亡，国人皆从之，负刍立，是为曹成公，成公惧，告罪，且请子臧，子臧乃返，成公遂为君。其后晋侯会诸侯，执曹成公，归之京师，将见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记有之，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数请于晋，晋侯谓：“子臧返国，吾归尔君。”于是子臧返国，晋乃言天子归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国致成公，成公为君，子臧不出，曹国乃安，子臧让千乘之国，可谓贤矣，故《春秋》贤而褒其后。[4]卷七 如上引《新序》一段，对比《左氏》成公十三年《传》：“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成公十五年《传》：“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新序》文与《左氏》文相近，改“编年”为“纪事本末”，是刘向有取《左氏》明证。但《新序》《说苑》及《列女传》借事谈理者多，谈礼制者虽有不少，但绝非是择取《三传》异说谈礼制的著作。太炎所用，是偏于许叔重、郑康成的说经视角，绝非刘向整理《新序》《说苑》的视角。该书是清末民初，针对廖季平《古今学考》、康南海《新学伪经考》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学术潮流，而非相对科学的对刘向《春秋》学的征实之作。 二、刘向“灾异学”与董仲舒 章太炎以《镏子政左氏说》证刘向兼通《左氏》《穀梁》，有意排斥《公羊》学。但如《说苑》中所载经学内容，最多的恰恰是《公羊》说： 《说苑·奉使》：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见桓公八年、庄公十九年、僖公三十年及襄公二年《公羊传》文。）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见庄公十九年《公羊传》文。）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见襄公十九年《公羊传》文。）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宣公八年《公羊传》文），何也？[3]卷十二 《说苑·修文》：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见桓公四年《公羊传》）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杀孕重者。春搜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搜狩之义也。故苗狝搜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搜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搏，蝮虿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谓之畋何？圣人举事必返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穑者，故以田言之，圣人作名号而事义可知也。（向宗鲁：“此用《公羊》桓四年《传》义，又略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公羊》三时田之说，与《周礼》、《左传》、《尔雅》、《穀梁》并异。”）[3]卷十九 《说苑·辨物》：由此观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耶！其义之尽耶！（《春秋繁露·精华》：“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3]卷十八 以上选《说苑》三则，《奉使》一则总结《公羊》相反者“四科”，《修文》一则直用《公羊》礼说，而《辨物》一则用董仲舒语。这只是《说苑》中用《公羊》说有代表性的三则，在《说苑》中这样的条目数量很多。不必说多过《左氏》，甚至远超用《穀梁》的数量。《说苑》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西汉《公羊》最为兴盛，可采用的先师说必然最多。且这一现象也不排除是刘向个人情感的一些倾向： 《汉书·董仲舒传》：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羣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5]卷五十六 刘向博阅当时图籍，对伊、吕、管、晏事迹必然清楚，而评介董生几同于伊、吕。案董仲舒对儒学与经学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的确难以匹敌，但并未佐汉武帝达成所谓“三代之治”。于实于虚，确有褒扬过度之嫌，就连刘向子孙也以为不妥。但刘向此语也应出于真心，足见董为刘向的崇拜者。《说苑》《新序》等本来便是文献的重新整编，编辑者刘向采用些“偶像”的观点也不足为奇。而刘向对董的学习并不止于此，董仲舒得到“为群儒首”的称号也并非是靠纯粹的《公羊》经义之学。 《汉书·五行志上》：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旤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㩜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着于篇。[5]卷二十七 《春秋》学之于西汉学术，有似于《四书》于宋明理学，都为一个时代学术的关键。对于《春秋》本义的研究称为经学，以《春秋》推“五行”在汉人看亦为经学，且在西汉中后期显得更为重要。《汉书》篇幅最大者无过《五行志》，足见两汉之际学风。而自董仲舒以《公羊》推阴阳，学风便有转移。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5]卷五十六 上引《汉书》董生下狱始末。蒙文通先生以为，“灾异学”与“经学”是两种学问，故“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但如果“灾异学”与“经学”是两种学问，吕步舒本来在朝，若其不通“灾异学”，应为汉武帝所知，何必因其为董生弟子而见招。以理推求：董生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前后的观点有差异，以前的学生不清楚现在的学说。而在董生之前，所谓的“齐学”已有据阴阳五行言“经学”的学者，而董生的工作便是据《公羊》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五行学说，故而草创之中难免先后有所变化。董仲舒便是靠这一开创之功，成为“群儒首”。 到了两汉之际，这种以《春秋》推“灾异”的学问已成为显学。从向、歆对董仲舒的评价，从班固《五行志》文字数量，又从史籍美化董生“灾异学”“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可见一斑。而刘向的成功就在于效仿了他的偶像董仲舒，以《穀梁》《洪范五行传》建立另一系统的“灾异”学。他的系统“与仲舒错”，是《穀梁》“齐学化”或称“董仲舒化”的最关键的一步。 虽然西汉儒者的“灾异学”于今人看幼稚且机械，但在当时则是整个国家的普遍信仰。故而刘向的《穀梁》学靠“灾异”取得了董仲舒在《公羊》学上的同等地位。 董与刘据《春秋》谈“灾异”，《汉书·五行志上》中保留较多，足见其方法及异同： 《汉书·五行志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谮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5]卷二十七 上引《五行志》一段。董仲舒所谓“四国共伐鲁”，在桓公十三年二月。所谓“百姓伤者未瘳”，徐彦《公羊疏》引《春秋说》云：“龙门之战，民死伤者满沟”。刘向所谓“夫人有淫行”，则指夫人私通齐侯，其行事于经文详见于庄公时。所谓“夫人谮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则在桓公十八年。其基本方法是以发生“灾异”前后一段时间的非常之事与无德之行等与该“灾异”相联系，更类于《左氏》的以事解经。 《汉书·五行志上》：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刘歆以为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雰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以为冰者阴之盛而水滞者也，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时叔孙乔如出奔，公子偃诛死。一曰，时晋执季孙行父，又执公，此执辱之异。或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岁晋有鄢陵之战，楚王伤目而败。属常雨也。[5]卷二十七 上引《五行志》一段则反映了刘向等《春秋》灾异学的基本原理：即是因人事不正而导致阴阳不协，从而五行错乱而生“异象”。刘向与董生不同者，就在于所取事、情不同，或与“象”所应阴阳五行不同而已。而相同者亦不少，今在《五行志上》中如“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臧乐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云云，“定公二年‘五月，雉门及两观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云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宫灾’。董仲舒﹑刘向以为此二宫不当立，违礼者也”云云，又“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董仲舒﹑刘向以为亡国之社，所以为戒也”云云。都是董、刘相同的例子。 三、刘向因“灾异”曲解《穀梁》说 刘向以《穀梁》建立的“灾异学”颇为重要，虽然不具有原创性，但最能反映两汉之际的政治、学术特征。可惜相关文献已剩残章断片，难以看到全体而较精准地复原其完整学说。而相较“灾异学”，现存文献可以看到刘向较为纯粹的阐释《春秋》与《穀梁》的义理内容就更少了。 定公二年《经》：“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传》：“其不曰雉门灾及两观，何也？灾自两观始也，不以尊者亲灾也。先言雉门，尊尊也。”杨士勋《疏》：“解，刘向云：‘雉门，天子之门。而今过鲁制，故致天灾也。’”[6]《穀梁注疏》卷十九 定公二年《经》：“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传》：“言新，有旧也。作，为也，有加其度也。”杨士勋《疏》：“重发传何？解此灾而更修，嫌与作南门异，故发传以同之。灾恶，故尊雉门，推灾而远之。今新作美好之事，雉门虽不正，尊雉门可以亲之。”[6]《穀梁注疏》卷十九 以《春秋》某种《传》言“灾异”，其基础也应是不背离能阐释出的合理的《传》义，也就是“经学”必须先于“灾异”。这一点在任何时代的经学家都应该是自明的，否则“灾异学”完全可以脱离文本独立成说。假如附会文本而不顾愿意而立说，虽然借重了“圣人”所创作的文本，但文本的权威被一定程度上取消，不仅“经学”遭到破坏，而“灾异”也难发挥充分。如上引两段《注疏》，是前后有所关涉的一件事。假若《传》不以“雉门”过制，而刘向以为“过制”，则是以“灾异”强行附会《经》文，这样的学说是“灾异”先于“经学”。 考察这一问题，重点在第二段的关键词“作”上。经言“作”皆为不当作，若使“新作”合并“作”来看，其中又有种种别。 “作”有“不正”者： 成公元年《经》：“三月，作丘甲。”《传》：“作，为也。丘，为甲也。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6]《穀梁注疏》卷十三 襄公十一年《经》：“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传》：“作，为也。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6]《穀梁注疏》卷十五 有正却不时者： 文公二年《经》：“（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传》：“作，为也，为僖公主也。立主，丧主于虞，吉主于练。作僖公主，讥其后也。作主坏庙，有时日于练焉。坏庙，坏庙之道。易檐可也，改涂可也。”[6]《穀梁注疏》卷十 有并非是“作”，而是“加其度”者： 僖公二十年《经》：“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传》：“作，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门者，法门也。”[6]《穀梁注疏》卷九 本则与僖公二十年同。而《疏》称“雉门虽不正”云云，是依据本年《经》文“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杨疏引刘向说：“雉门，天子之门。而今过鲁制，故致天灾也。”《汉书·五行志上》：“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僭过度者也”，与杨世勋引刘向说义同。 《公羊传》：“两观微也。”何卲公注：“雉门两观，皆天子之制，门为其主，观为其饰，故微也。”徐彦疏：“知如此者，正以昭二十五年，《传》云‘子家驹曰'诸侯僣天子久矣，设两观’云云者，此皆天子之礼。然则两观既为天子之礼，天恶其僣，故灾之。则知雉门与之同灾者，亦僣明矣，故云雉门及两观，皆天子之训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子家驹不言雉门为僣者，正以天子诸侯皆有雉门，但形制殊耳。若然，雉门为僭，于辞为负矣。宁知非是主灾两观，因及雉门而巳？故子家驹不数雉门为僭，而何氏必言雉门亦如天子之制者，正以下文‘新作雉门及两观’之下，《传》云‘不务公室’，既言不务如公室之礼，则知天子明矣。”[6]《公羊注疏》卷二十五 上引《公羊传》及何注、徐疏可知，何卲公亦以为鲁不当有“雉门”。而徐彦《疏》有所疑问，并引前《公羊传》文证。最后又回护何注，将“不务公室”增字为训，曲解为“不务如公室之礼”。察群经《注疏》，关于诸侯国到底有没有“雉门”是有争议的： 《毛诗·大雅·绵》：“乃立皐门，皐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郑笺：“诸侯之宫，外门曰皐门，朝门曰应门，内有路门。天子之宫，加以库、雉。”孔颖达正义：“郑以《檀弓》云：‘鲁庄公之丧，既葬而绖，不入库门。’《春秋》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是鲁有库门、雉门也。《明堂位》云：‘库门，天子皐门。雉门，天子应门。’是则名之曰库、雉，制之如皐、应。鲁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襃之，使之制二兼四，则其余诸侯不然矣。”[6]《毛诗正义》卷十六 《礼记·明堂位》：“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皐门。雉门，天子应门。”郑注：“天子五门：皐、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与？”孔颖达正义：“此经有库门、雉门，又《檀弓》云‘鲁庄公之丧，既葬而绖，不入库门’，定二年雉门灾，是鲁有库、雉，则又有路门可知。鲁既有三门，则余诸侯亦有三门，故云‘诸侯三门与？’”[6]《礼记正义》卷三十一 《周礼·秋官司寇·朝士》：“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郑康成引郑众王有五门之说，并云：“玄谓《明堂位》说鲁公宫曰"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言鲁用天子之礼，所名曰库门者，如天子皋门。所名曰雉门者，如天子应门。此名制二兼四，则鲁无皋门、应门矣。”[6]《周礼注疏》卷三十五 孔颖达《毛诗正义》以为鲁为诸侯，独有“雉门”，合礼。而《礼记正义》则顺郑注之疑，又以为诸侯皆有。《礼记》郑注，康成尚有疑问，似不知诸侯是否有“雉门”。《周礼》郑注，则又可明确郑康成认为鲁有“雉门”。汉、唐时就存在的争议且无新材料补证，似乎今人更难解决定论。但《明堂位》明言鲁国有雉门，虽然其成篇应在战国末年，[7]274-282但毕竟较古。更重要的是，考《穀梁传》文，不言鲁有雉门为不正，只是说“新作”“加其度”为“不正”。且说“虽不正也，于美犹可也”，谓“雉门”经火，加其度是不正的，而美饰一下可以。则言外之意是不为僭制。从《穀梁》一家之学可以说鲁国可有雉门了。 《明堂位》刘向必然是读过的，《穀梁传》文他也一定仔细涵咏过。鲁国有雉门不论从《穀梁》本证或《明堂位》的旁证都容易推出。则刘向（董、何亦然）因说“灾异”而强行附会、曲解经文是明显的事实，杨疏因先师刘向说又误。这里再看一下《公羊》说： 定公二年《经》：“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公羊传》：“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书？记灾也。”[6]《公羊注疏》卷二十五 定公二年《经》：“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公羊传》：“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不务乎公室也。”[6]《公羊注疏》卷二十五 《春秋繁露·王道》：“作南门，刻桷丹楹，作雉门及两观，筑三台，新延厩，讥骄溢不恤下也。”[8]卷四 对比《公羊传》文及《春秋繁露》，则同样都无“雉门”过制之说。且“不务乎公室”与“讥骄溢不恤下”两说颇为笃实。《五行志》所谓“董仲舒说”则与此相悖，不知何据。而过制为僭越，“不务乎公室”为堕政。以大多数古代儒者观念，僭越的罪过恐怕远大于堕政。不言“过制”而只言“不务乎公室”“讥骄溢不恤下”，于理不合。是《五行志》所载董生说，恐为董仲舒不同取向的学说，或为其后的《公羊》家，如严、颜等博士传闻，不可考知，当阙疑不论。但刘向未细查《穀梁传》文，且或受《五行志》中所载“董仲舒说”的影响而至误则是事实。如上分析这一例，从侧面反映了刘向重视《穀梁》的“灾异学”甚于《穀梁》的“经学”，为了谈“灾异”或是忽略或是曲解了“经义”。 四、刘向对《穀梁》义理旧说的保存 刘向对《穀梁》“经义”的发扬并非是毫无功绩，如“谨始”。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说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3]卷三 《说苑·建本》：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3]卷三 上引《说苑》两则，皆就《穀梁》元年大义“谨始”发挥。虽此未必为刘向本人的经说，但《说苑》毕竟为其所编，此义应被刘向认同。但“谨始”是否为“元年大义”，杨士勋则有不同见解： 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杨士勋《疏》：“云‘其失也短’者，谓元年大义而无传，益师不日之恶畧而不言是也。”[6]《穀梁注疏》序 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范宁注：“谨君即位之始。”杨士勋《疏》：此言“无事”，直据正月无即位之事，非是通一时无事也。云“谨始也”者，谨人君即位之始。[6]《穀梁注疏》卷一 案上，《传》言“无事”，是言经文正月无事，不可增字解为“无即位之事”。定公元年《经》言：“戊辰，公即位。”《传》云：“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是可知《穀梁》之义，国内的大事书日，“即位”虽然为本国大事，但“以年决”，也就是“即位”系于“元年”，并不系于某月某日。故说“直据正月无即位之事”是有误的。杨士勋之所以误解了“无事”，是源于他对《穀梁传》“元年”与“谨始”的错误认识。 案“元年大义”各家说又不同。《左传》也并没有明显的“大义”，只说“元年，春，王周正月。”而《公羊传》最为显明：“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何分别有所诠释，这里不作讨论。《汉书·路温舒传》载其上书云：“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大一统”为《公羊》“元年大义”。“慎始”则是《穀梁》之“谨始”。是汉儒有认同《穀梁传》的“谨始”为“元年大义”者。 “谨始”有何“资格”与《公羊》的“大一统”同为《春秋》的“元年大义”？这里不妨做一个“经学式”的讨论：案隐公元年《传》云：“必举正月，谨始也。”是“谨始”必举正月。定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传》云：“不言正月，定无正也。定之无正，何也？昭公之终，非正终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是“正月”有“居正”之义。“谨始”而书“正月”，是“谨始”有“居正”之义。又桓公元年《传》云：“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是“谨始”有“尊王”义。从《穀梁传》文中便可推求出，“谨始”有“居正”“尊王”之义，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谨人君即位之始”。杨士勋将“谨始”的“大义”忽略，从而得出了《穀梁》无“元年大义”的错误结论。 而杨士勋所关注的“元年大义”则倾向于杜预的“体元以居正”与何卲公“继天奉元”一类的说法，也就是非常重视“元”的解释。 杨《疏》云：“元年实是一年，正月实为一月，而别为立名，故范引杜预之言以解之。元者气之本，善之长，人君当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也。正者直方之间语，直其行，方其义，人君当秉直心，仗大义，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称正也。以其君之始年，岁之始月，故特立此名以示义。其余皆即从其数，不复改也。”[6]《穀梁注疏》卷一 这一段说“元年”与“正月”，虽属经学常见的诠释方法，但颇为迂曲。案元者，首也。“元年”之说起于何时不可考，察两周彝器铭文，凡某王“一年”皆曰“元年”，孔子作《春秋》并未“变一为元”。“元年实是一年，正月实为一月，而别为立名”，这类的经学诠释，本是不合于史实且无益的求之过深。《公》《穀》经、传皆无明文，不必牵强述“体元”之义。 又隐公九年《经》：“秋，七月。”《传》曰：“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桓公元年《经》云：“冬，十月。”《传》曰：“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是非君即位之年若一时无事必书此时首月：春书正月，夏书四月，秋书七月，冬书十月。若一时有事，则书不书月随事而定。此为通例。隐公元年三月有事，则四时已具，又书无事之正月。故《穀梁传》是据这一问题而发问。 以上插叙一段驳杨士勋说，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出：三《传》元年，《左氏》言“周正月”，奉周历法，有尊周义。《公羊》“元年”与“春”，直释即位与岁始，“王正月”与“大一统”有尊王义。《穀梁》之义，在“居正”与“尊王”。是《穀梁》不独有“元年大义”，且其义最为醇备。即以今人从非儒家及经师的角度较为直观的看，《公羊》的“大一统”颇为迂阔，而《穀梁》的“谨始”则特别笃实。此义发自汉儒，刘向则有所关注，这是刘向在保存发扬《穀梁》学说上可称道的方面。但关于刘向《穀梁》义的阐释，以今日残存数据来看，实在还是太少了。 《穀梁》看似是《春秋》传记中最简单、朴质者，但无论以古儒的角度还是今人的视角看，相较于《左传》的“巫”与“艳”，《公羊》的“迂”与“怪”，它的义理是最为平正的。这一点尤其可贵，也是最可发挥的地方。台湾学者周何先生《<春秋穀梁传>传授源流考》第四节《<穀梁传>之优点》集古人评论《穀梁传》之言：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三《传》之学，《穀梁》所得最多。”孙觉《春秋集解序》：“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穀梁》最为精深”。朱彝尊《经义考》引胡安国云：“义莫精于《穀梁》”。[9]51-52宋儒最善义理，尤其胡安国为《春秋》大家，对《穀梁》有这样高的评价，可知《穀梁传》在“义理”上有其优越处。而刘向顺应时代学风，所关注的更偏于用《穀梁》建立“灾异学”。没有抓住《穀梁》宣元时代的大兴时机，努力在“经义”上探索。积累相关的“理论”，给予后人启示。以至于后来《穀梁》没有出现何卲公《公羊解诂》这类集大成而又形成完备独立体系的阐释著作。虽有范宁、杨士勋、锺文烝、廖平、柯劭忞等后继大学者的努力，但总体来说，自刘向卒后至于今日，《穀梁》学不曾复兴起来。魏晋以降，“灾异学”式微且异化，但范宁过度机械强化了《穀梁》中的“时月日例”，再一次将《穀梁》学的发展带上了错误的方向。可以说，刘向与范宁是《穀梁》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同时也是最大的破坏者。 处文献保存，刘向也有发扬《穀梁传》真正的“义理”长处，他虽然有一些文辞温厚优美的疏奏采用《穀梁》义理，虽然他把《穀梁》学推上了历史的顶峰，但相较下，还不如申公劝告汉武帝“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一句正大笃实。作为一位《穀梁》大师，在这一点上刘向可谓深负先师哲匠了。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二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石光瑛.新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王锷.礼记成书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周何.春秋穀梁传传授源流考[M].台湾：国立编译馆，2002. A Primary Study on the Study of Liu Xiang's Chun Qiu ZHANG Peili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Abstract:Liu Xiang is a key figure in the ancient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even China. As a “JingShi” he is known for his ability to teach the Chun Qiu Gu Liang Zhuan. In the existing Xinxu and ShuoYuan written by Liu Xiang,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Gong Yang , reflecting the results of the Chun Qi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emphasizing Liu Xiang's attention to Dong Zhongshu and his successor.However, Liu Xiang mimicked Dong Zhongshu, conformed to the style of study of the times, and established his own “Disaster disaster theory” with Gu liang. On one hand, Gu liang flourished at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she ignored the pure “On the theory of text justice” of Gu liang, which led to insufficient accumulation of Gu liang, which wa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cline of Gu liang. Key words: Liu Xiang;Chun Qiu;Jing Xue;Gu Liang;Disaster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