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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 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2)


    四、“兴者一宗”与“昆弟甥舅”:对日抗战期间的多民族国家整合方案
    早在1926年,吴文藻就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比较研究了梁启超、张慰慈和孙中山的“民族之见解”,并进而提出了包括单一民族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分类体系:
    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
    而受到孙中山民族思想和陈寅恪影响的傅斯年,则认为“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由此出发,傅斯年在完成《东北史纲》力陈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之后,在1935年12月15日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身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在1939年2月1日专门致函要求顾颉刚响应他的观点。有鉴于此,顾颉刚在1939年2月13日的《益世报·边疆》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
    “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遂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傅斯年、顾颉刚的观点甫一发表,就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积极应和。
    1942年8月,蒋介石在西宁的演讲中继承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述:“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而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更明确指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
    针对傅斯年和顾颉刚的主张,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则撰文回应说:“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民族’以及各种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依我们看来,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到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任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便是外国强力的侵略,自然会同起来抗战的”。
    通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国的史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弟子,白寿彝先生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之说“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是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而作为讨论的一方,费孝通在199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认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