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25 中国民俗学网 刘铁梁 参加讨论
摘 要：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关键词：个人叙事；交流式民俗志；实践民俗学；主体性 作者简介：刘铁梁，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00875)。 * 本文是作者于2018年11月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作一次讲座的记录稿。感谢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师李向振博士，他为本文的整理和修改花费了很大精力，使得这个记录稿成为可以阅读的文字，而且帮助我可以将本文思想表达得更为完善和清晰。他还为本文添加了一些有关征引资料的注释。此外还要感谢山东大学博硕士研究生杜丽画等几位同学，他们把讲座的录音转换成最初的文字。 近几年，民俗学界出现一个名为“实践民俗学”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形成了一些研究论文，其中不乏一些有独到见解与启发意义的论述。实践民俗学到底是怎么来的？我的理解，所谓实践民俗学就是面向日常交流实践的民俗学。换句话说，这和我们近些年开展的民俗志调研经历有密切关系。它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而是在田野作业实践中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或发现一些重要问题之后主动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必然结果。我们原来的民俗学基本理论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田野作业经验和现实的生活进程了，所以才提出重构民俗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问题。重构的民俗学，由于重视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来看问题，所以被命名为实践民俗学。在中国当前学界，实践民俗学是个方兴未艾的讨论话题，很多方向性的问题都需要给予不同于以往的理解。 我们进行田野调查的最终结果就是写出民俗志文本，不管是对地方民俗文化进行总体展现的民俗志，还是以专题报告形式描述特定生活文化现象的民俗志，这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方式。纵观几十年的田野研究，可以发现，我们对待田野实际上有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最初的田野中挖掘、采集资料，填充我们在文献资料上的欠缺，拿回去进行研究，到现在的转变成重视田野作业过程本身，强调在田野中与被访谈者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以便能够一起去真切地回忆和感受当地社会生活的历程。这种转变对于我们今后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中间提出的一些新的学术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界定和完善，比如个人叙事、民俗实践主体、地方知识、民俗志文本的生产，等等。 一、作为交流实践方式的个人叙事 讨论实践民俗学的问题，就要涉及到田野研究中的个人叙事的概念。近些年受历史学影响，我们有时爱用“口述史”这个词指称我们在田野作业中通过访谈得到的一种资料，即受访者讲出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周围社会中人和事的所见所闻。民俗学最近开始把这种口述资料叫做“个人叙事”，认为它不仅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而且是日常交流实践的一种话语类型和个人记忆历史的方式。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反过来也影响了访谈现场交谈内容和所记录下来的叙事文本上的差异，无论是话题方向、叙述框架，还是细节描述和表达的灵活性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可见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还是需要说明的。 历史学家把田野作业当作收集各种历史资料的过程，除了地方文献方面的资料，也有选择地收集当地人口述的资料，将这两种资料互相对照或糅合，写出某些具有新史学性质的研究著作，这样的过程被称之为口述史研究。 民俗学为什么会提出“个人叙事”呢？这与民俗学者在民俗志调查、书写和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新鲜经验有关。我们发现受访者的谈话具有许多主观、能动的特点，特别是他们每谈起那些个性和感性都十分鲜明的生活记忆时，都会动情于言表，带给我们很多的震撼和共鸣。前两年我写过一篇关于个人叙事与春节记忆的文章，曾提到“从身体民俗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个人叙事最能够揭示民俗作为需要亲身体验的生活知识的特质，因此民俗学对于个人叙事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表明，我们的民俗志本质上是研究者与当地受访者交流的结果，因为不仅调查是从现场交流开始的，而且写作时也是处在与当地人对话的状态中，感觉不只是你在研究对方，对方也在研究你。这个问题往往会被忽略，但是今后的民俗志调查和写作如果想有所创新，就需要注意正视这个交流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调交流，因为这是出于对访谈对象的尊重，尤其是对他们讲出的个体叙事的尊重。日本民俗学者门田岳久说：“如果说民俗学者旨在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与活动置于当事人的生活整体中考察，那么我们绝不能忽视有关巡礼对话中出现的当事人无心的‘自我叙述’。”这个自我叙述就是个人叙事，是访谈对象/受访者有意无意讲出的关于自己各种生活经历的故事。 应该说，在田野中作为访谈者的民俗学者和访谈对象不单单是记录和收集资料的关系，不只是我问你答的关系，本质上是交流的关系。如果完全是问答式的访谈，从受访者的感受来说就是比较被动和有压力的，是不平等的，因而不能真正地沟通。只有抱着真诚交流的态度，才能听到访谈对象更多的个人叙事，也就是有关他们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的故事。而只有听到这些故事，才可以说田野访谈工作算是进入正常状态。 我们为书写民俗志而进行的田野访谈，要想对当地生活有一个全面丰满、不至于一叶障目的了解，往往都是一对多的访谈关系，也就是一个访谈者面对多个被访谈者，同在一起或分别进行交流。这些不同的被访谈者，可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处境、知识、看法等。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一般就是，一对多的访谈过程，而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是不必这样进行交谈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民俗志访谈就是靠着这种“一”和“多”之间比较深入的交流，才可以尽量避免研究者作为外来人的知识与感受上的局限。我们现在讨论实践民俗学，需要注意认识清楚田野访谈中可能形成怎样的对话和交流的关系结构。这在以往讨论得还不多，而在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面早就有相关的反思了。 在国际人类学界，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对民族志调查和写作这种研究方式的反思和热烈的讨论。只不过，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将这种对话思想放在“局内人”“局外人”或“主位”“客位”等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中。比如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做人类学调查，这个外国人就是局外人，而被访谈的所有本地人就是局内人。还有主位/客位理论，说的是被研究者是处在主人的位置，前来调查的研究者是处在客人的位置，这说明，人类学特别强调与“他者”的关系以及文化视角问题。而民俗学与人类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俗学不可能特别强调与“异文化”接触的问题，因为民俗学者与被研究对象往往是处于相同母语的社会当中，在中华文明当中，二者之间是被同一个文化所养成的关系。这就使得民俗学者很难站在一种完全客观的立场去审视被研究者的文化，这曾是民俗学者所纠结的一个问题。但是纠结归纠结，民俗学者还是处处利用了自己天然的优势，这就是双方都生活在同一个大的社会当中，共享着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因此交流起来更为容易。可是，在研究实践中，很多民俗学者反而把自己的优势丢弃，处处从实证研究的理念出发，以并不平等的态度与被访谈者交谈，无视被访谈者的主体性，将他们作为被自己所客观研究的对象。这样，被访谈者自己的话语自由就被忽略，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故事，顶多是作为理解民俗事象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作为民俗志的主体性话语来看待。这种研究倾向是必须要改变的。 实践民俗学开始关注个人叙事，就是要改变忽略生活实践者言说自身文化权力的倾向，将被访谈人视为有资格叙述历史的独立个体，每个人都有权讲出自己心中和身上的历史记忆。我们当然要关注民俗事象，但我们不能只关注民俗事象的外在表现，而是要通过对民俗事象的了解让被访谈人按照自己的表达习惯自由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有时候，这些个人故事看起来与我们所关心的民俗事象关系不大，但是他们正是用这样的故事和习惯的表达方式阐释了他们对自身生活与文化的理解。 门田岳久指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想叙述的话题’”，他谈到自己在冲绳进行关于圣地巡礼民俗的访谈时，向一位从京都来的妇女问到她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巡礼，但是对方并没有说信仰方面的原因，而是讲述了她现在可以暂时摆脱家务、此前一直没有时间出来旅游等琐事。[注]对于一般民俗学者来说，这显然是离题万里了，可能就会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谈话，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门田岳久认为：“以往的民俗学在调查过程中并不重视，甚至忽视此类叙述。这种忽视不仅体现了调查方法论存在的问题，也体现着民俗学如何看待他者。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时，要将当事人的自我叙述当做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