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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多]灾害的神话表征——“大禹治水”的景观分布及减灾表述


    摘要:大禹治水神话在今天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治理洪灾”是鲧禹神话的一个核心母题。相比溯源、究古的流行研究路径,以现存神话景观为中心的“朝向当下”的研究有助于阐释灾害神话与当代民众的文化关联。“大禹治水”作为一种长期积累的社会灵验知识,常常附着于祠庙等景观中,也与洪灾地理分布基本吻合,成为民间信仰的话语资源。这种应对灾害的诉求是通过神话景观的空间媒介,以信仰实践、叙事实践、减灾实践等形式表达的。大禹治水神话在中国民众应对洪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这种内生动力以大禹祠庙景观为标志物,这也正是治水神话存续千年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大禹治水;洪水神话;灾害神话;神话景观;风物
    作者简介:张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732)。
    

    大禹治水神话是中国最具标志性与影响力的洪水神话。“治水”是大禹神话的核心母题,这种治水母题的洪水神话被鹿忆鹿视为中国洪水神话有别于西方洪水神话的一大特点。*有关鲧禹治水或大禹治水神话的研究,学界多数成果是基于文献的溯源研究。这些研究比如认为“鲧”“禹”乃两个联姻氏族之名称*;“禹生石纽”之说可能是“禹生于石”神话传说的变形与置换*;“治水”是对大禹“敷土”之功的误读*等。
    既然“治水”是大禹治水神话的核心母题,那么从洪水灾害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是必要的。对灾害神话的研究主要涉及环境史的考察,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的擅长领域。目前,有少数学者在这一领域有所掘进。比如许海亮、轩辕彦《龙山时期黄河下游灾害——大禹治水文化的自然背景》一文,从环境史的角度阐述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的情形。他们认为龙山晚期规模性治水活动盛行,治水调整了人地关系、促进了鲁豫苏皖地区聚落、城邑文化的发展。*这类研究主要是在阐述灾害史的同时,将治水神话纳入其中,谁也无法确凿地说大禹治水与特定历史事件能对应。
    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大禹治水神话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其对应某个史实,而在于其文化凝聚力和减灾知识传统。比如陈志勤对浙江绍兴大禹治水神话与信仰的研究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研究思路。她并未纠缠于繁复的文献与历史,而着重考察了神话信仰的当代实践。*以“朝向当下”的眼光,考察大禹治水神话在当今社会以何种面目存在,对当代社会有何意义,确是一条有别于历时溯源研究的路径。
     一、中国大禹祠庙的地理分布及其与洪灾的关系
    大禹治水神话在当代社会中,除了图书影视中的描写和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性、娱乐性讲述外,其最主要的存在形式是民间信仰。许多地区有关大禹的民间信仰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承,神话之形态在信众的信仰实践中主要不是口头传统,而是宗教传统。民众信仰大禹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其治理水灾(恢复秩序)的超能力。
    大禹信仰最主要的空间外化形态就是祠庙,因此大禹祠庙是一种非常显在的神话景观。这些祠庙常常位居名山大川的关键位置,有时候也隐身于村落深处。千百年来,中国东部季风区的洪灾不仅成为社会秩序的重大威胁,更塑造着区域民众文化记忆。而神话中的治水英雄在这种洪灾不断的情境中,有着独特的精神文化影响力,并且神话叙事中也传承着民众应对洪灾(恢复秩序)的古老知识。
    中国哪些地方有大禹祠庙?这是以往大禹神话研究不大关注的问题。根据笔者实地调查并结合卫星导航技术的搜求,基本锁定了若干中国主要的大禹祠庙。表一所举的大禹祠庙主要是以禹为主神的专门祠庙,并且都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有一些村落中的小型禹庙比如浙江云和、山东章丘、四川南充的村庙未纳入其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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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呈现的主要禹庙,基本体现了中国现存禹庙的分布态势(有些省大禹庙非常多,难以穷尽,比如山西省)。从中可以看出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其一,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四川盆地是禹庙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二,越靠近大河大湖的禹庙影响力越大,比如淮河边的蚌埠涂山禹王庙、长江边的武汉龟山禹王庙、黄河边的龙门两岸禹王庙、太湖心的西山岛禹王庙、岷江边的都江堰和汶川禹王庙等。其三,某些易发生山洪的山区也是禹庙分布的集中之地,比如山西、浙江、湖北的山区。
    张行南、罗健、陈雷、李红团队的论文《中国洪水灾害危险程度区划》通过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并制作了《中国洪灾危险程度区划图》。该图根据环境史的大量数据,客观反映了中国哪些地区发生洪灾的危险程度高。
    《中国洪灾危险程度区划图》所反映的高危地区,恰好与中国大禹祠庙的分布相吻合。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四川盆地正是洪灾高危区,同时也是大禹祠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上述四个洪灾高危区域,与一般历史常识对洪水灾害的记忆也是吻合的。具体而言,黄河干流、关中、山西构成一个禹庙密集区与洪灾高危区;黄淮、江淮地区的苏、鲁、豫、皖构成另一个禹庙密集区和洪灾高危区;长江中上游的川、渝、鄂、湘、陕南地区构成第三个禹庙密集区和洪灾高危区。此外浙江(含太湖)也是一个禹庙密集区和洪灾高危区。当然,中国大禹祠庙的分布是否与洪灾有直接联系,还需要通过多学科合作来进一步验证。
    
    图一 中国洪灾危险程度区划图(2000)
    (图片来源:张行南、罗健、陈雷、李红:《中国洪水灾害危险程度区划》[注])
    这些大禹祠庙建造的位置也常常是极为特殊的位置。安徽蚌埠怀远县,荆山、涂山耸峙淮河两岸,涂山之巅的禹王宫俯瞰整个淮河平原,位置极其显赫。而且蚌埠怀远正是淮河干流收束众多支流,注入洪泽湖之前的险要地段,向来是淮河治洪的关键节点。再比如武汉龟山禹功矾的禹王庙,镇扼江汉、俯瞰三镇,其在长江防洪历史上的关键位置自不必说。黄河干流龙门河段,自古便是大禹凿龙门神话或传说的风物地,其地建有大禹庙也就顺理成章了。太湖西山岛的禹王庙,位于湖心,饱览全湖。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具备罕见的自然景观,在这些地点营造神话景观,也能够使神话和景观更容易形成附着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禹祠庙的地理分布基本上与洪灾危险度呈现正相关。这也说明民间信仰中大禹的神格主要是治水之神。当然也有少数禹庙比如绍兴大禹陵,其神格主要是始祖神。民众在治洪的关键位置修建禹庙,供奉大禹,也主要为了寄托治理水患的诉求。这一点,也与中国大禹神话中着重“治水”母题的叙事特点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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