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33 《史学集刊》 李治安 参加讨论
清朝的满、汉二元，大体表现为“内汉外满”。就满族方面来说，清初曾带入八旗“包衣”、“圈地”、“投充”、“逃人”等旧俗，也搞过“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满汉复职、满汉双语教育、旗人汉民分居内外城等[23]，旨在维护满族贵族特权地位。其中，最严厉和推行最广泛或最能冠名“外满”的，就是入关初强制所有汉民剃发易衣冠，即所谓“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统一实施剃发令或“薙发令”，“京师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致重罪”。男子一律“小顶辫发”，又称金钱鼠尾，“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24]明代汉人通常穿长领宽袍大袖，此令强制穿满族式的窄袖圆襟等，不易衣冠的，同样要杀头。薙发衣冠等外形上的满族化，非常残酷。当时许多汉人以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服饰也是千百年的传统习俗，不能轻易被改变，曾因拒绝剃发和易衣冠，被杀掉一批。这类残酷的做法，是清廷凸显满族外在形象和“别顺逆”、迫使汉人臣服于满族贵族的政治象征[25]。 然而，就内部或文化内核而言，入关后不久，清统治者又较快实行包括开博学鸿词科、“更名田”、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摊丁入亩”、放免贱民等汉法政策。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伴随着满、汉调融成为主流，雍正更是任命心腹汉官张廷玉为议政大臣，还以满、汉大臣共同办理机要的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雍正、乾隆等率先垂范，在学习汉文化方面又异常积极热情。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26]。亲政后常年坚持“经筵”和“日讲”，且增添皇帝“复讲”。不仅研读经史文学，对算学、天文学、几何学等也颇爱好。雍正“幼承庭训”，“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娴熟经史，学兼佛老，尤其能有自己的领悟见解。所撰《大义觉迷录》，运用儒家公羊学派的华夷“变通”理论及道统说，驳难吕留良、曾静的反满思想，颇有说服力。他勤于理政，文思敏捷，在位十三年，亲撰“朱批”竟达一千多万字，“所降谕旨，洸洸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27]。乾隆自幼受过汉族士人式的儒家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他喜欢作诗，一生竟写了四万多首诗，几乎可与《全唐诗》的篇数相匹敌。其书法、藏书、编书和书画文玩鉴赏等，多有建树，自诩已超越当代文人。果亲王允礼通晓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善诗词，能书画，又号称皇室亲王中的出类拔萃者[28]。 时至清中叶，除皇帝潜心学习汉文化外，一般满族人因南迁后长期栖息于人数众多的汉人区域，满汉婚姻、满族人抱养汉人为嗣子造成大量满汉混血，又率多逐渐放弃本族满语而用汉语，或以汉文取名，它如丁忧守制、贞节伦理、丧葬习俗等皆效仿汉法。满族文化的那部分却日渐弱化，并存的满、汉两种文化逐渐融汇，汇合为含有满族因素的新汉文化。“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余则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29]。久而久之，满族人和汉人几乎融为一体，清朝灭亡后满族也就无法回归关外了。 有必要说明，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并非绝对的公式，而是一个适合于多数情况的相对性命题。之所以如是命题，主要是为着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排除部分支流或非本质因素，便于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把握元、清王朝蒙汉或满汉二元体制的特殊本质。 过去，我们对清朝实行“内汉外满”的积极汉化政策，对鲜卑、女真、满族先后借汉化融入到汉人大族群的模式，肯定居多，认为它符合民族融合潮流，对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作用比较积极。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元“内蒙外汉”另辟蒙古族南北来去蹊径的合理性或积极意义，同样应予比较允当和科学的评价。蒙古人成功北归和继续栖息于大漠草原，虽然给长城以南的明帝国长期造成军事骚扰或威胁，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蒙古人北归和持续栖息本身客观上又遏制着该地蒙古族以外其他新部族的崛起。这又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数千年来大漠草原周而复始的局势就是：一个旧的部族衰落了，很快就会有另一个新兴部族取而代之，称雄大漠。13世纪以降的大漠草原，仍然是蒙古人的世界，“称雄”大漠草原的仍然是原来的蒙古族共同体。这对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壮大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小觑。请不要忘记，这些蒙古人恰恰是大元帝国曾经统治汉地全境的主人。这段近百年的经历非常重要，既有征服与反抗的腥风血雨，又有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它给蒙古族留下的心理印记同样是难以磨灭。它让蒙古人视汉地为停云落月的第二故乡，一直和汉地保持着向心和内聚联系，一直把北京当作原先的都城，也认同中土曾经也是属于自己的。这比起新崛起的、没有统治过中原的北方新部族，和中原的内聚力肯定要大得多。正如台湾学者萧启庆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0]。”后因清朝封爵、盟旗“札萨克”制和满蒙联姻等政治笼络，蒙古进入清帝国满汉蒙等联合统治体制内[31]，内聚力更为加强。到辛亥革命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蒙族与满族遂一道位居中华民族五大族群行列。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最终确立且得到广泛认同，满族和蒙古族也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第二、第三位基本成员。1939年，经蒙、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成吉思汗陵顺利西迁甘肃榆中，更是彰显蒙古族、汉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携手抵御日本侵略。在这个意义上，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似乎又是殊途同归了。 从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可以看出古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影响，有些是走向同化融合，如北魏鲜卑与汉族，金朝女真与汉族，清朝满族与汉族，等等；有些是“汇”而不“合”，依然基本保持各自的文化属性，或仅发生部分的同化融合，如突厥与汉族，蒙古与汉族等。总体上看，使用“民族融汇”，来表述五千年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影响，似乎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历史真相。而且，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2]等文化哲理层面看，“汇”而不“合”之类的“民族融汇”，理应受到更多的肯定与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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