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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论《山海经》的色彩系统


     [摘要]历代学者在讨论《山海经》及“山海经图”时,鲜有留意经中所提及的,与图像密切相关的艺术符号性表征——色彩。在《山海经》文本中被广泛记述的色彩,因其状貌写形的功能,不仅是理解文意的关键,同时,依据“文图关系”的预设,也是探究“山海经图”的要素。《山海经》中的色彩描写,以及各色之间的关系表明,文字叙述具有鲜明的建构性和时代过渡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应在已佚“山海经图”中有所体现。另外,《山海经》色彩描述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古人将《山志》与《海经》相合之深意。
     [关键词]《山海经》 山海经图 色彩系统
     [作者简介]李牧(1984-),男,广东梅县人,生于广西柳州,民俗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00)
    

     一、《山海经》中被忽略的色彩
    历代学者对于《山海经》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着眼于文字及文意考释,二是探讨有关“山海经图”的各类问题*。一般而言,大多数学者肯定《山海经》中《海经》及《大荒经》古本先图后文、图文并茂的特质*,而认为《山经》并无“古图”*。刘宗迪在其《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的附录《〈山海经〉》古本流变考》中指出,《山海经》乃是由原先独立成书及流传,且内容性质与写作目的各异的《山经》(或称《山志》)与《海经》(含《大荒经》诸篇)合并而成。具体而言,《山经》或可视为写实著作,而《海经》则多基于先民想象。笔者大体同意学界此观点,但是,笔者以为,《山经》所描述的山川地貌及动植物,亦是时人对于现实或想象世界的视觉反应,具有明显的图像性质和细节。因此,本文中所谓“山海经图”包括实际存在过的“古图”及非物质性的主观视觉呈现。另外,虽然刘宗迪对于《山海经》古本源流的考证切实可信,但是,由于《山海经》各部分之间成书目的和写作性质的明显不同,刘著未对古人将二者结集的内在逻辑清晰呈现。笔者此文的初衷之一便是寻觅《山海经》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
    一直以来,学者们常试图将“文”与“图”两方面综合考察。郭璞在注释《山海经》之外又作《山海经图赞》,便可视为学界综合考察《山海经》的起点。但从目前研究看,学者在文字及文意考释方面成果斐然,而关于图像的研究则略显单薄,大抵是由于图像资料缺乏所造成的。《山海经》文字所本之“古图”*,以及中古张僧繇及舒雅所绘“山海经图”已经散佚,而现今留存的明清时期的“山海经图”及其日本版本《怪奇鸟兽图卷》,因为年代晚近,或不能展现《山海经》的原初样态。近年来,在马昌仪等学者的推动下,学界日益重视“山海经图”的研究,关注图像的流变、性质、创作过程、“文图关系”,特别是探寻今图与“古图”的外部区别和内在联系[注]。针对现存“山海经图”与已佚“古图”的承继问题,通过与出土战国图画的比较,马昌仪认为,明清时代的“山海经图”虽然绘制时间较为晚近,但从图像上看,画风简朴古拙,有古画遗风,绘者极有可能是以“古图”或以“古图”为基础的中古摹本为底本进行直接临摹或再加工创作[注]。马昌仪的判断大体正确,但现存的明清“山海经图”即使能揭示“古图”的某些特征,仍与后者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或源于《山海经》文与图的内在关系。
    马昌仪、江林昌[注]等认为,与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帛书“十二月神图”(又名《月忌图书》)相类,《山海经》中许多内容的记录过程应是先图后文,即文字是对作为基础和主导的图像的补充和阐释。由于图是为文之基础,文本应在内容上与图像对应,以体现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性和连贯性。而现今所存的明清“山海经图”在文图结构中并不具有主导性,实为依附文字存在的插图,并且在数量上也不足以与文字内容相合。因此,如要进一步认识“山海经图”,尤其是《山海经》中《海经》与《大荒经》所本“古图”的样貌,不应仅限于考察现有的图像资料,也应从《山海经》内在固有“文图关系”的角度,依托文字状貌写形的功能,探究图像形质及其象征意义。笔者注意到,在过往“山海经图”或《山海经》“文图关系”研究中,由于现有图像都是黑白印制,即墨色线条勾画而不设他色,故鲜有学者讨论《山海经》及其“古图”的颜色问题。但是,从文本来看,《山海经》中存在大量关于颜色的描述。以此推测,或与出土帛画及屈原所见楚先王宗庙和公卿祠堂壁画类似,《山海经》“古图”极有可能是彩色的。王红旗撰、孙晓琴绘的《经典图读山海经》意在尝试通过现代绘画技法还原《山海经》“古图”[注]。但由于现代绘画在技法、观念以及用色等方面与远古时代的创制存在较大差别,因而,新图或与古图形制及时人的视觉经验风格迥异。目前,学界鲜有从纯文字角度进行色彩考释的论著。王怀义《论视觉经验与神话意象——以〈山海经〉》为中心》一文对《山海经》中的色彩稍有提及。他认为,色彩对于揭示《山海经》的叙事结构和理解神话的象征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在《山海经》中,这种以颜色为基点的叙述模式,是其神话叙述的主要方式,那些五彩斑斓的动植物形象一同构成了《山海经》中的神话意象群”[注]。而肖世孟所著《先秦色彩研究》[注],虽有使用《山海经》的资料,但所涉内容极少,仅关注其中所记有限的矿物颜料。
    由于学界对于《山海经》中色彩讨论的不足,本文将首先梳理文本中出现的色彩,并从“文图关系”的角度,探究各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再者,本文也将阐释颜色在记述语境中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为进一步讨论《山海经》及其图像中某些尚未被注意的特征,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方法论意义上,本文希望依托“文图关系”研究这一范式,立足文献,特别是文字资料,探讨非文字性的美术图像及色彩观念,为研究具有文字记录而缺乏具体视觉资料的对象提供新的可能。最后,本文希望依托对于颜色的考察,提供《山海经》文本内在逻辑关系的一种可能解释。
     二、《山海经》中的用色规律
    《山海经》大体可被视为一部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其主体部分《五藏山经》主要是介绍各地风貌及物产,所涉神、怪、人、物众多。在提及各类对象时,颜色是重要的物性特征。本文将要探讨的颜色来自文字直接的色彩描述,即文本中存在的、明确的色彩指示性词汇,如“赤”“黑”“白”“青”“黄”等。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笔者发现文中存在两类不同的色彩描述,即“细节性色彩”和“一般性色彩”。所谓“细节性色彩”,在文本中多用于描述该对象的细节,是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色彩描写,如:
    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中多仆累、蒲卢。width=15,height=13,dpi=110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而穿耳以鐻,其鸣如鸣玉。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鸟焉,名曰鴢,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状如葌,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中山经》)
    此处出现的“白”“青”“朱”“赤”“黄”等颜色即是细节性色彩。而“一般性色彩”在文本中相对应的语词,多为对象名称中的一部分,是对该对象(往往是一个种类)的一般性介绍,而非具体的色彩叙述。如,《山海经》中多处出现的“赤蛇”“黄蛇”“青蛇”“青雄黄”“白垩”等。与对象名称相连的“一般性色彩”,并非专指某一特定事物的特定细节,故可能会使颜色判定出现错误。例如,《大荒西泾》记述:“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此处,在讨论“白鸟”的色彩时,“白”的指向并不明确,很难判断其描述的对象是鸟的“躯干”或是其他部分,抑或仅是作为类对象的名称,并非实指,而其他色彩则有具体的对应性说明。相较而言,一般性色彩具有明显的泛性特征,而细节性色彩则更具图像性和画面感。因此,本文在考察此例时更关注“青”“黄”“玄”等细节性色彩,而非作为一般性色彩的“白”。对细节性色彩的关注,或更有助于探究《山海经》图像的状貌特征。当然,本文的讨论也会涉及一般性色彩。
    据笔者统计,《山海经》中所提及的、施用细节性色彩介绍的对象共计176种,涵盖神、兽、人、草、木以及无生命之物等不同类别。通过分析,《山海经》中的颜色描写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山海经》中所述颜色几乎全为“正色”。
    《山海经》中最常出现的颜色词为“赤”“黄”“青”“黑”及“白”,即后来与“阴阳五行说”相配的“五正色”。当然,《山海经》时代的“五色”或与今日色彩学意义下的“五色”在色相及色泽上有较大差异。肖世孟认为,先秦“五色”在现代色谱中所涵盖的范围远大于当今之“五色”,应认定为以“正色”为标记的“五色”属,而并非单一的颜色[注]。关于“五色”的记载,或最早出现于《西山经》: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有而色。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为祥。
    虽未言明,依上下文看,此处所提之“五色”应为“五正色”或“五正色”属。除“赤”“黄”“青”“黑”“白”以外,《山海经》中还有以下一些表示颜色的词:“五采”[注]“苍黑”[注]“赤黑”[注]“苍”[注]“朱”[注]“赤黄色”[注]“青黄”[注]“素”[注]“玄”[注]“缟”[注]“紫”[注]“旃”[注]“彤”[注]。其中,“五采”是指兼具五色,即五色相杂;“苍”可归入“青”;“朱”“彤”和“旃”可归入“赤”;“素”与“缟”为“白”色;而“玄”则可归入“黑”类。因此,可能的“非正色”,即“间色”,大概只有“苍黑”“赤黄色”“青黄”及“紫”。然而,通过对《尚书·禹贡》中“厥土青黎”的分析,肖世孟注意到,在先秦典籍中,当颜色词叠用时,所表示的色相或可能指两色相杂,而非两色相间,在此例中即是,“其土黑中带青绿色”[注]。由是推之,《山海经》中所谓“赤黑”“赤黄色”及“青黄”或有可能是“赤”与“黑”“赤”与“黄”及“青”与“黄”相杂,而非今日的“赭石色”“橙色”和“黄绿色”等色彩。“苍黑”或为不纯的黑色,强可视为“间色”,在《山海经》中仅出现2次。而“紫”应是《山海经》中直接描述的唯一“间色”,在《山海经》中仅出现2次。由此可见,若《山海经》之“文”与“图”相应,其“古图”应是一份由“正色”色块和线条组成的图画或套图,而时人的视觉经验也应与此色彩观念相符。
    (二)《山海经》中“赤”色的主导性。
    在《山海经》中,“五色”的使用频率是相异的。在所描述的176个对象中,“赤”色出现100次(如考虑被描述对象在不同部位的用色情况,“赤”则出现110次;类似差别在其他颜色的使用上并不显著),“黄”色出现43次,“青”色出现44次,“黑”色出现44次,“白”色出现62次。而作为一般性色彩时,“赤”色出现了62次,“赤”色属“丹”出现29次,“朱”出现6次;相较而言,“白”色出现81次,“黄”色出现63次(其中“黄帝”之“黄”有10处),“青”色出现67次,“黑”色出现24次,“黑”色属“玄”色出现20次。由此可见,在《山海经》所载之“五色”中,无论是作为细节性色彩抑或是一般性色彩,“赤”色属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白”色,而其余三色(除“黑”色作为一般性色彩时出现较少外)出现次数大体相同。另外,在“古图”中,“赤”色色块在面积上也应大于其他颜色色块,或者说,在人们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观察中,红色是最为常见或最为醒目的颜色[注]。因此,可以推测,“山海经图”应是以“赤”色为主,而其他颜色为辅的图像集合。当然,在某些部分中,“赤”色则处于劣势。如《中山经》有:“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垩,黑、青、黄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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