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宇：经济人类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经济人类学(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07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 郑宇 参加讨论
二、1950至197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倚重与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提出 赫兹科维茨1952年修订了《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经济人类学”概念。[1](P7)至1960年代，该学科已经在实体论派与形式论派的论战中显露雏形。与之相较，该时期受持续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的该学科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中断了。 尽管笼罩于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但从1956年开启的、历时8年规模庞大的全国民族大调查，以及其后形成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广泛涉及了各民族土地占有、生产组织、收成状况、分配方式、消费生活等多方面的经济专题调查。丛书不仅对于民族学意义重大，同样也是中国经济人类学成长中不能被忽略的重要环节。 我们当然不能把丛书中相关经济的部分全数纳入经济人类学范畴，但从调查研究的主体、方法、对象等来看，它们中的一部分确实是具备该学科属性的：大部分调查组的带领者，运用了团队合作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调查方法；[18](P140~144)其中的经济内容，占据了“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较高比例。在此前提之下，最终辨识它们能否归属于该学科的依据，在于是否符合学科范式要求。 由于过于倚重当时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当时几乎所有经济部分的调查、撰写都遵循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分架构。而这一基本架构与波兰尼实体论派的制度方法之间，具有本质上的逻辑一致性。这是因为，实体制度方法相当程度上“采纳了马克思的经济的制度模式”。[1](P134)而马克思制度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不同范畴，视为一种“同一性与不同一性的同一”之总体性存在，[19](P696)进而探析它们之间的制度化交互关系。在此意义上，“嵌入”模型甚至可以视为马克思制度方法的一种再现“读本”。[1](P134)马克思也因此被认为是“所有实体主义经济学思想家中最机敏和最深刻的”。[20]可见，丛书的经济制度模式应当被看作是实体论派的一种具体表达形式。 其中典型的理论逻辑，是生产力的量变导致了阶级关系的质变。如宋恩常、李国友调查的云南金平县苗族，其中第一部分“农作物和耕作技术”（生产力）记述了水田耕作与山地刀耕火种的工具和技术。在第二部分“土地制度和地租形态”（生产关系）中，则细致分析了私有化导致土地占有相差达116.8倍，从而形成阶级分化。[21](P19~24)可见，即便在统一的理论预设之下，依然能够产生较为成功的民族志作品。 其中更难得的是充满人类学意味的突破性发现。如田继周、陈士奎在对云南段翁寨佤族调查后，通过精确核算指出当地阶级分化不明显，因为他们的“贫富相差不到一倍”；[22](P8)在碧江县俄科罗乡270户傈僳族中，富裕户只有2户，他们“还没有出现不劳而食专以剥削为生的阶级”；[23](P5~6)即便同一民族如哈尼族内部，也存在严汝娴指出的从经济社会分化显著到极不显著等三种类型；[24](P2~3)还有的研究得出了“土改”前“各阶层的（经济）生活程度都不平衡，并不见得富农、中农就比贫雇农好”的不寻常观点。[25](P72) 另有更为少量的一部分，甚至敢于突破当时社会直线进化论与统一机械模式的束缚。如杜玉亭并未轻易地将基诺族刀耕火种生计纳入“原始”范畴，反而明确指出，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所必需”，它是适应当地的“一种山地物质文化”。[26](P42)再如宋恩常指出，制约哈尼族家庭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有效劳动力的数量。[27](P105)这一真知灼见揭示了，劳动力的构成状况与投入强度，通常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前现代社会中家庭经济水平的最重要因素。[28](P64~65,104~106) 此外，丛书中还有相当部分应视为上一时期第二种路径的延续，即同样高度重视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细致划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生计方式方面，如孔季丰、潘雄的《毛道乡调查》划分了黎族三类合亩类型及其资源占有、合作生产与分配方式等。[29](P7~46)其二是手工业、商业等副业，如该时期仍存续的和田维吾尔族的50多种农村手工业行业；[30](P28~32)其三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互惠互助方式，如独龙族早期的合作组织“迪里哇”。[31](P77)其四是消费支出方面，如阿拉善旗蒙古族生产生活消费支出的细致统计等。[32](P118~122)它们都具有很高的学科资料价值。 与前一时期相比较，丛书同样采用田野调查，同样重视研究的实用性、应用性，但是研究目标明确转向到民族识别、阶级划分等政治方向上来。对单一学说的过度倚重所形成的排他性的调查分析模式，限制了大部分调查资料的新意与深度。但必须强调，其中的相当部分应当纳入实体分析范畴。我们需要通过“去蔽”的方式来萃取它们，不断挖掘其潜在价值。 除丛书外，该时期的理论贡献屈指可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林耀华与切博克萨罗夫1958年合作提出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33](P79~96)这一有机交融生计、生态、地域、族群、历史与文化等要素的类型划分，同样深蕴着“嵌入”理念。它是中国该学科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重大理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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