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云南一个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为闹离婚被其妻用枪打死，影响很坏;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在山东解放区已结婚，到贵州后，采取欺骗的手段，与一位青年学生结婚，他的妻子从山东来到贵州后，进不了县政府，孤儿寡母只好在县城流浪。
“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是当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赶考”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一个共同回答，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等人主政西南的成功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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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西南曾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在溃逃时潜伏的大批残余势力，同地方封建势力勾结，组织土匪，发动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剿灭土匪、肃清匪特、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环境，迫切地摆在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
经济上，西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交通梗阻、民生困苦。新生人民政权有没有能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这是当时比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民族关系上，西南是少数民族最多、最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少数民族的解放，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巩固西南边疆，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面对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总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针对这些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执政的根本保证，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等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为我们党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搞好党的作风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是建设西南的百年大计
随着西南的解放，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取得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党内部分同志经不起进城的考验，进而发展到贪污腐化，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也逐渐多起来，统一战线中狭隘的关门主义思想也有所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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