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西南局组织部的安排，云、贵、川、康、渝的党委组织部从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底，对新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原西南地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整顿工作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先组织他们学党章和党的政策，把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提高到党员的水平。其次是有计划的办党员训练班，送他们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其各省(市)区分校、党校学习，打通地下党领导同志的思想，吸收他们在统一领导下进行整顿。再其次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党员放在群众运动中去锻炼。整顿之后，严格地过党的组织生活。对于政治上太落后、品质恶劣、经教育仍旧不改的人，坚决根据中央指示原则加以清洗，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立即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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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顿工作，绝大部分原西南地下党员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分子焕发了青春，他们与进军大西南的党组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会师，并利用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到建设新西南的火热斗争中。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大力选拔年轻干部。进入西南以后，干部缺乏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老区和本地干部不足6万，加上西南服务团1.7万余名学生干部，撒在西南2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务繁重与干部奇缺形成了反差，一时间，出现了区县、厂矿、学校向市、省要干部，市、省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现在我们提出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资历)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一个青年团员比一个10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得好，我们就要这个青年团员。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
邓小平关于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讲话和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的进程。西南地区各省、市、区借鉴老解放区“干部来自群众，领导来自基层”的经验，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向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输送学员;二是面向城乡基层单位从参加接管和工厂、码头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三是举办各种训练班，从大学、中学青年学生中吸收大量的干部;四是对留用人员实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量才录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到1950年底就有干部20万人，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已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保障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主政大西南时期的邓小平，非常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抓了坚持每两月的汇报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
坚持每两月向上级汇报的制度。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要求所属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单位必须坚持每两月向上级综合汇报。进城前后，邓小平更是强调加强督促，然而，大西南解放以来的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种种无组织无纪律违反政策的现象屡有发生。首先表现在剿匪问题上，初则放弃了必要的镇压，后又发生乱扣、乱打、乱杀现象。例如有的县动辄扣押两三百至四五百人，仁寿县第五区，在两个月内未经上级批准就自行枪毙了18个人。江津一次杀40多人，其中经上级批准的不及1/10。其次，表现在不经请示批准，随便规定政策，乱出布告。如川北旺苍县未经地委批准，一连发出4个不合时宜的政策性布告。再次表现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川南有的地区不分首恶与次恶，杀了一些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人。杀人根据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对处死刑者不经人民法庭判决。川东涪陵地委，在党委决定将批准杀人权收缩到区党委后，又擅自批准赶杀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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