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邓小平紧紧抓住重庆某厂军代表犯官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生产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庆市委、西南工业部和西南工会办事处，要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党组织受到教育。在上级领导的发动下，工人群众批评了军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厂里召开了临时职工代表会，军代表作了两次检查，使职工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宣布给军代表撤职处分时，许多工人哭了，纷纷挽留军代表，并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通过这次事件，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生产管理和劳动纪律，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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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还需要统一战线，在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动摇。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具体工作上，对于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有的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
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以为我们几十万军队，一下子可以打倒一切敌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光靠共产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才能战胜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们往往夸大党外人士的缺点，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党外人士共事，不善于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党外人士以促其进步;而对于自己的狭隘作风和违反党的统一战线这样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却漠然不知或采取自我原谅的态度;他们不懂得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是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进城不久，邓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提出由统战部召集一次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和刘伯承在会上讲话。刘伯承、邓小平还发请柬，请重庆市各界名流吃饭，和大家见面，向他们请教。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邓小平及时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代表参加，使他们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他还妥善安排国民党军起义将领职位，承认他们对人民事业的贡献。如西南军政委员会中的6位副主席，就有熊克武、龙云、刘文辉3位民主人士;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1/3以上。当得知国民党匪特残杀我负责干部及民主人士时，他要求要引起严重注意：对于重要的民主人士的保护与对于我们自己的保护一样重要，请公安部门和统战部门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
关于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的问题。当时在少数老干部中主要是闹个人享受、婚姻和等级待遇问题。有个别干部公开表示：“我有两个问题要求组织解决，一个是讨老婆，一个是要地位。”西南公安部一位干部竟说：“不让我当处长副处长，让我当科长不干。”某医疗队干部中有比水笔、比皮鞋、比花被面子的所谓“三比”。某市委9个委员7个闹离婚;云南一个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为闹离婚被其妻用枪打死，影响很坏;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在山东解放区已结婚，到贵州后，采取欺骗的手段，与一位青年学生结婚，他的妻子从山东来到贵州后，进不了县政府，孤儿寡母只好在县城流浪。
针对这些不健康思想和行为，邓小平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邓小平紧紧抓住贵州绥阳县长李民犯重婚罪的事实，指示西南高级法院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1953年2月，“李民重婚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李民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新华日报》进行了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对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及时刹住了一些老干部进城后见异思迁、摒弃糟糠之妻的“改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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