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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张多]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探索之路(3)


    三、当代中国神话创造性转化的其他专题研究
    除了较具规模的神话主义和新神话主义研究之外,也有研究者对神话资源之当代转化的其他领域进行探索,尽管从神话学角度而言,总体上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深化拓展,但是也涌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一)当代文学中的神话转化研究
    作家文学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尤以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发起的“重述神话”系列作品最有影响,其中包括中国作家阿来《格萨尔王》、叶兆言《后羿》、苏童《碧奴》以及李锐《人间》等。有关“重述神话”创作项目的研究也非常多,构成了2000~201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段友文、陶博《重述神话: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再造———〈碧奴〉〈后羿〉〈人间〉解读》(《贵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4期)、郭佳音《叶兆言、苏童等作家的“重述神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周涛《在“世俗”与“经典”之间———关于“重述神话”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等。这些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肯定当代社会重述神话的重要意义,分析神话题材被作家予以专业化书写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过这些研究中常常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常常就事论事,缺乏对“重述神话”在当代文明进程中的深刻动因的阐发;二是不少研究者对“神话”文体缺乏深刻认识,常把神话、传说、故事混为一谈。总的来看,对于更广大的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中的神话重述,现有研究相对薄弱,这也是未来可资深拓的空间。
    在网络文学的研究中,将网络上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转化和创编视为“新民间文学”,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以户晓辉的著作《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最为集中、深入,他将网络文学视为民间文学步入信息时代的新载体。持此类观点的论著还有宁胜克《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邵宁宁《网络传播与新民间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等。在网络文学中,与神话最为相关的是奇幻文学,不过,尽管网络奇幻文学在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当中非常受欢迎,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不过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成果,比如《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的专栏文章,专栏主持人韩云波教授在主持词中指出:21世纪兴起的“奇幻小说”,其最初的来源是西方的Fantasy,而其进入中国的直接触发,是20世纪末开始风靡的电脑游戏,一些玩家把这种互动的角色扮演演绎成了文本形式;奇幻小说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遇到了本土适应的问题,人们相继提出了本土化奇幻、中国化奇幻、东方奇幻等类型概念,其历史资源则指向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神话传说,“新神话主义”成为对这一本土化运动的理论构想,“重述神话”则是实现奇幻本土化的具体路径。该期专栏中陈俊荣的论文《“新神话主义”奇幻文学视野下的“重述神话”》,就认为奇幻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式样自国外传入以来,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而在“新神话主义”契机下“重述神话”,似乎是一条最好的路子:中国有着大量丰富而奇美的古代神话传说,这为中国神话奇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在网络奇幻文学的研究者队伍中,不少是青年学人,他们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思想敏锐,其观点也能带给我们不少启发,但是由于学术积累尚浅,他们的研究往往点到即止,泛泛而论,缺乏深度。
    总的来说,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神话资源转化问题,虽然迄今为止学界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于神话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及其特征已有不少讨论,不过大多是从文艺学视角出发,缺乏神话学视角的充分观照:对神话在当代文学中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形态、其中主要的转化方式和方法、转化的过程和机制等都很少予以关注;对于作者们如何理解神话及其当代转化、其重述神话的内在动机等,几乎没有考察;对于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与以往历史上的神话书写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也基本未有探讨;对于怎样通过文学创作讲好中国神话故事,研究亦比较薄弱。未来的研究有待以神话学视角为根本向前推进。
    (二)数字媒介中的神话转化研究
    数字媒介是当代神话资源转化的最主要阵地之一。从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到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社交软件、数码科技,无不是神话获得新生命的当代文化场域。以神话IP为核心的影视创作、文化创意开发、数字科技产品研发,几乎形成了当代社会文化最主流的神话传播方式。这些新媒介中的神话,不仅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而且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各个群体和阶层共享的当代公共文化。这些新兴的现象迅速引起了一些敏锐学者的关注。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宗教科学研究所教授阿尔穆特-芭芭拉·雷格尔(Almut-Barbara Renger)主要研究神话与故事理论、叙事学、宗教社会学等,对探讨古代神话及其在21世纪文化语境中的变化情有独钟。她的著作《纳西索斯神话:从古代到赛博空间》(Narcissus-Ein Mythos von der Antike bis zum Cyberspace,2002),对18世纪末以来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反复讲述的纳西索斯神话进行了细腻的梳理,以代表性的个案和问题为线索,揭示了从古典时代开始,文学和文化作品如何对该神话进行吸收和接纳,涉及范畴包括卢梭、纳西索斯作为诗学形象,1900年左右的小说以及现代媒体中的纳西索斯,等等。作者发现,18世纪初是这一神话进入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性节点:现代主体概念开始凸现出来,纳西索斯开始进入诗歌、艺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20世纪,经由心理分析和自恋主义的理论,纳西索斯走进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与社会生活之中。在21世纪,纳西索斯进入了新的虚拟空间,以阿凡达、生物机械混合人(Cyborg)以及其他对人自身的复制形式出现在数字媒体空间中。雷格尔和乔恩·所罗门(Jon Solomon)合编的文集《影视中的古代世界:性别和政治》(Ancient Worlds in Film and Television:Gender and Politics,2013)中,收录了多位学者集中探讨电影、电视剧中神话的论文。此外,美国作家、神话学者纳森·布朗(Nathan Brown)的著作《超自然的神话学:流行电视节目背后的符号与象征》(The Mythology of Supernatural:The Signs and Symbols Behind the Popular TV Show,2011),从超自然的新颖视角,探究了电视综艺秀中蕴含的神话学问题,对探索神话资源转化也颇有启发意义。
    在国内,目前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前文述及的杨利慧主持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课题,包括杨利慧《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祝鹏程《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和《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包媛媛《中国神话在电子游戏中的运用与表现———以国产单机PRG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为例》,以及杨利慧指导的硕士生陈汝静的学位论文《影视媒介中的神话主义———以〈传说〉〈天地传奇〉〈哪吒传奇〉等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这些研究触及的范畴包括因特网、电子游戏以及影视剧,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神话在数字媒介中的挪用、重构及其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除该课题之外,此类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例如张多《宇宙科技、宇宙观与神话重述———从嫦娥奔月神话到探月科技传播》(《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研究了宇航科技中化用古典神话进行科技传播的案例———随着宇宙科技的发展,嫦娥在当代探月科学活动中被作为象征,在大众媒体话语中被重述为登月英雄,体现了古老神话仍在现代科技传播中延续,可见神话重述与科技传播的跨界融合带来了知识创新的新范式。
    数字媒介中的神话资源转化,是当代社会文化中极其活跃且影响巨大的一个领域,不过在学术界它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国外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都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的案例调查和理论阐释。
    (三)神话在遗产旅游以及当代图像艺术中的转化研究
    在遗产旅游中,神话常常成为被利用的资源,古老的传统在与现代社会接轨的过程中经历着复杂多样的转化。但是,对于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的遗产旅游中普遍存在的神话转化与利用现象,神话学界几乎很少加以认真研究。其中值得关注的成果,例如陈建宪以湖北长阳土家族在当代旅游产业语境中对廪君神话的复活为个案,撰写的《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关于长阳廪君神话复活的理论思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一文,指出神话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属性,在今天的现代化浪潮中,民间文学传统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但不能改变其传统的内核,否则其转换形式会走向灭亡。台湾东华大学刘惠萍教授的论文《爱神庙·姻缘の媒神?———文化再生产下的女娲神话》(陈益源主编:《府城四大月老与月老信仰研究》,里仁书局,2016年),以宜兰壮围乡大福村补天宫、花莲丰滨乡女娲娘娘庙作为个案,探讨了在当代文化旅游语境下情人节民俗、月老信仰、女娲神话相互交织的现象。这些研究中有关旅游产业对神话传统的影响以及神话如何在这一时代语境中得到保护和传承,都对探究神话在遗产旅游语境中的转化有启发意义。
    目前对这一话题做出集中探索的,是杨利慧带领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课题团队。如前所述,杨利慧曾运用神话主义的概念,对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相关现象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撰写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等论文,比较详细地展示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神话主义的具体表现方式及其特点;她指导的学生肖潇以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为个案,对遗产旅游语境下以创世神话“窝果策尼果”为代表的哈尼族神话传统的传承与变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田野考察,从中揭示了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兴盛以及相关文化表达形式“哈尼哈吧”的遗产化,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逐渐发生的变化,神话主义在这个哈尼族村寨旅游业中的生产和呈现特点,以及神话主义对游客的传播功效;杨泽经则以湖南泸溪县辛女村为个案,对遗产旅游为当地以及周边苗族地区流传的盘瓠神话带来的变迁进行了田野研究,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神话实践”的概念,力图从微观层面对“神话主义”的视角有所补充和推进。
    神话不仅是语言艺术,也是群体观念和信仰的表达,因此,除了诉诸口头讲述以外,也常以雕塑、绘画、表演等方式展现。与之相应,对于神话相关的图像艺术的研究,一直是神话学的应有内容。例如美国神话学者戴维·利明(Darid Leeming)和埃德温·贝尔德(Edwin Belda)合著的《神话学》(李培茱、何其敏、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文字并不长,却配有58张彩图和141张黑白图,书的上编,就是对图中所叙述的各国神话的介绍。对于近期国外神话图像研究的转向,王倩曾在《论国外神话图像阐释的意识形态转向》一文中做出了概括(《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3期):一是探讨神话图像与历史隐喻之间的关系,二是阐释神话图像在建构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的作用,三是论述神话图像如何创造国家意识形态。对图像所承载的中国神话进行研究,在国际汉学和中国神话学界也不乏其人,近年来更取得丰硕成果。例如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B.Riftin)曾详细考察了伏羲女娲的图像,并由此证明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神话人物图像的发展是从兽形到人兽共体,逐渐递至全然人化的过程(《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叶舒宪自2005年以来更提出以“四重证据法”来研究神话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其中所说的第四重证据,即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他认为,将四重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帮助神话研究乃至古史研究走出语言文字研究的老路,“使得传世古文献中误解的和无解的难题获得重新审视的新契机”(《鲧禹启化熊神话通解———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兴大中文学报·文学与神话特刊》2008年第11期)。此外,马昌仪所著《古本山海经图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惠萍所著《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之研究》(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等,都聚焦于中国神话的图像叙事,对于本课题在观照历史的基础上探讨神话在当代图像艺术中的呈现和转化,有直接的参考作用。不过,上述研究均局限于对古代神话图像的考据,总体的旨趣和视角依然是“向后看”的。
    关注当代图像艺术中的神话转化的成果不多,值得关注的有孙正国对冯天瑜的访谈,针对武汉大禹神话园的景观设计,冯天瑜提出神话资源的转化既要坚持资源的本真性,又要坚持资源在当代的可转化性。类似研究还包括翟鹏玉《“那”文化神话景观与大地伦理的建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唐晶《中国传统神话主题景观设计的纪念性与文化表达》(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总体而言,这一部分研究基本集中于具体案例中的具体策略,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提炼,尤其缺乏对从传统的当代适应与转换角度所做的整体归纳和总结,有待今后的大力拓展。
    综上所述,在国际国内神话学界,迄今为止,“向后看”视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学者对探讨古老神话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如何激活其在当下的生命力的热情比较有限,对于神话在当代大众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商业等范畴中普遍存在的创造性转化现象,神话学界的研究十分不足,这严重束缚了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创新。就“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研究话题而言,已有敏锐的学者做出了探索性的思考(例如《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专栏发表的多篇文章),而且在一些领域,已有先行者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绩(例如德国宗教学教授阿尔穆特-芭芭拉·雷格尔对于古代神话及其在21世纪赛博空间中的流变历程的细腻考察)。但是,就中国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而言,相关研究显然数量不多,质量也较弱:许多论述仅依赖文本的搜集和分析,缺乏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做依据,而且随感性的议论较多,专门研究不足,因此不免流于空泛;从神话学视角切入的论述较少,对于其中所涉及的诸多神话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缺乏系统和有力的探讨。这一现状为当下和未来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方向。
    在现有研究中,杨利慧主持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课题成果较有代表性,并已在国际国内神话学和民俗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这一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由于研究者的精力被分散到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两个部分,对此两个领域的探索都比较单薄,更无法呈现和涵括神话在当代社会诸多领域中存在的创造性转化现象,对于新媒介及其对神话传统的影响探讨不足;第二,较多流于对现象的描述,理论上的深度开掘阐释不够;第三,缺乏从公共民俗学立场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和模式的提炼和总结;第四,对于这些转化为神话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带来的挑战尚缺乏有力的回应。
    上述种种不足,与神话的创造性转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领域频繁发生而且影响广泛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严重束缚了神话学这门古老学问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课题,正是力图对上述不足予以积极补充和修正,并由此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建立既立足学科传统,又“朝向当下”的当代神话学。
    (本文刊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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