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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利生 马志强:“村转居”进程中回族寺坊的分化与整合——以宁夏W村为例(4)


    (一)寺坊成员构成的变动
    “村转居”之前的寺坊成员,主要是由W村六队和七队的回族构成的,数量相对稳定,相对比较单一。“村转居”工程的实施,首先使原来的寺坊成员暂时散落各地,居民安置后,原有寺坊成员并未全部回归,同时,又有其他村落的部分回族落户在安置小区,这些新的回族居民就成了寺坊的新成员。这样一来,寺坊成员看似因简单的人口增加而变得多元化,实则隐藏着新成员对于寺坊的认同以及寺坊对新成员的接纳等问题。
    (二)宗教生活的变化
    在传统的村落寺坊中,坊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信仰实践紧密相关,坊民们共同参与宗教信仰活动或者在家庭中举行宗教仪式,都是维系寺坊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当人们从土坯房或者砖瓦房的院落搬进不到一百平方米的楼房后,原有的生活生计方式被打破。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分家”,原有的主干家庭呈现“核心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巢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尔麦里”(宗教活动)仪式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更多的坊民参与,掌握宗教生活知识的老人与缺乏宗教生活习惯的年青一代之间的断裂愈加明显。在老人们看来,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危机。
    (三)寺坊组织管理的变化
    寺管会是寺坊事务的自我管理机构。在W村,寺管会的主事者被称为“学董”,坊民们推举本坊具有一定威望和经济资本的人来担任,学董再根据寺坊管理的需要,提名推荐几位热心寺坊事务的坊民来担任寺管会委员。寺管会主要负责选聘或解聘本寺坊的掌教阿訇和其他教职人员,筹办集体性的寺坊宗教活动并为家庭的宗教仪式生活提供便利,举办经堂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维护和建设清真寺基础设施,筹集和管理寺坊经费及公共财产等。随着新的居住生活所带来的消费成本的增加,坊民们的经济危机感增强,固守在寺坊虽然可以满足宗教生活便利的需求,但是经济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在寺坊事务上,一些坊民不再热心参与其中,而是忙于自己的生计,坊民的“原子化”现象凸显。这样一来,寺坊对于坊民的组织约束力逐渐弱化,传统的寺坊权威也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坊民的个体化倾向增强,坊民个体与寺坊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变得模糊起来。
    (四)寺坊文化发展观念的分化
    在传统的村落寺坊中,寺坊结构和功能发挥是相对稳定的,寺坊的文化观念体现为一种较为单一的文化共同体精神。当传统的寺坊结构被新的社区生活所打破时,寺坊成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时空观念等会在寺坊变迁过程中显现出差异。随着差异逐渐扩大,一部分成员出于对传统寺坊生活的执念而认为应该固守传统文化,另一部分成员则认为应该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传统的寺坊理应有所改变。寺坊文化观念原本就是寺坊成员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乡村社区的急剧变迁,使得坊民个体在自身发展方面困难重重,对于寺坊该何去何从更显得无所适从,曾经共同遵守的传统寺坊价值规范成了坊民们再度思考的内容。寺坊诸方面的分化反映了其文化观念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首先体现在坊民与寺坊整体之间以及坊民个体之间文化发展观念的矛盾对立上。
    总之,传统的寺坊结构发生了变迁,且更多地表现为作为寺坊主体的坊民的分化。在宗教与生活的关系层面,既有恪守宗教功课、言行虔诚的坊民,也有仅坚持日常民俗习惯的坊民。前者将信仰功修基本融入了日常生活,并把生活当作是信仰的实践;而在后者看来,那些具有宗教含义的生活方式也许只是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或者生活习惯。随着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上述差异更加凸显,寺坊集体的共同规范对坊民个体的约束力降低,其价值追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体化倾向。若以坊民对待宗教与生活的观念和坊民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取向来建立模型(如图2),这一模型也许具有“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特点,坊民分化的不同类型可以得到清晰体现。Ⅰ区域代表弱信仰强群体类型,Ⅱ区域代表强信仰强群体类型,Ⅲ区域代表强信仰弱群体类型,Ⅳ区域代表弱信仰弱群体类型。寺坊共同体与坊民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寺坊共同体精神的强弱也可以通过这个模型表现出来。寺坊面对诸多分化困境,亟须调适和整合。
    
    图2 坊民价值观念分析模型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