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周总理到了重庆，开了总结会，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我提前回到北京，找地质部的负责同志研究地质勘测的问题。接着，周总理由重庆到成都，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就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作了专题报告。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周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这个文件到现在还起作用，长江治理该怎么办、要做什么事、如何分工和组织，都是以此为依据。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一步一步地推进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治理的。
1958年8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作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
建设丹江口工程，1958年批准，当年9月开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丹江口工程开工后，由于对混凝土大坝施工缺乏经验，施工准备工作不充分，加之受当时“大跃进”“左”的思想干扰，急于求成，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1962年2月，周总理作出要按设计施工，立即暂停施工，处理混凝土质量事故，加强机械化施工准备，整顿队伍，加强培训等重要决定，并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1963年做大坝混凝土质量补强处理，并积极进行大坝混凝土机械化施工的准备工作。1965年大坝混凝土继续施工。“文化大革命”前，丹江口工程的建设基本完工，准备1967年发电，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1968年才发电。但这也说明，我们有能力建100米以上的高坝。因为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干的，而且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有些紧张，但我们挺过来了，用八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这是我们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步。丹江口工程建成之后发挥了很好的效益。以前汉江是三年两决口，经常闹洪灾，以致汉江下游的很多老百姓下南洋讨生活。丹江口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的第一次准备。
丹江口工程开工建成了，但三峡工程却并没有如期进行。1960年8月，由于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周总理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决定缓建三峡工程。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三峡工程建设就被耽误了。1970年形势有所好转后，3月，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礼堂召开五年计划准备会。他在会上表示，长江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抓紧，不要耽误了这件事，如果不能让毛主席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工程的开工建设，我们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顾明把会议纪要拿给我们看，说三峡工程要列入计划了。但林彪当时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如果打起仗来，如果有原子弹，那么这项工程将成为战争的一个很大的包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因为之前周总理已经决定修完丹江口工程就开始上三峡工程，加之按照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过去研究的建设程序，葛洲坝工程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建成，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周总理觉得很为难。后来周总理想了一招。说先修葛洲坝工程也可以，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2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24日，周总理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呈送毛主席审阅。12月26日，毛主席在77岁寿辰的那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但也指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毛主席对一项工程批了很长一段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大规模开工了。开工之后，正如毛主席所言，遇到了各种困难。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
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他责成林一山等九同志，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重新设计。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样，从这时起，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共同负责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9月，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水利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此后，经过3万多人近7年的艰苦奋斗，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后，葛洲坝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1981年初大江胜利截流，6月至7月间船闸通航，电厂第一台机组发电，泄洪建筑物经受了70000立方米每秒洪峰的考验，1994年全部工程胜利完成。在航运方面，长江上最为险要的川江航道中的三峡段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航运发展，船闸引航道运行正常。葛洲坝水利工程得到了中外水利工程界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虽然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但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们开创了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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