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个别同志的态度也使人受不了。”潘家铮说。
“基本上各讲各的，”何格高回忆道，“走的人也有，但我一直都在，两方面都得听，回去要汇报。”不过，签字与否，“领导不干涉，由自己决定。”
预审会之争
1990年7月10日，何格高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继续陈述反对意见:“在长江整治和开发以及电力建设中，我认为最迫切需要满足其建设资金的，一是1980年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的近期工程，二是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和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三是2000年前长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在满足了这些最紧迫的工程所需资金后，如果财政还比较宽裕，才可以考虑上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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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上，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弊害。
《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道:“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汇报会后，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称三峡审委)，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何格高入选“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工程规模小组，该小组召集人是原广西计委总工程师翁长溥，今年86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格高、翁长溥共同回忆道:1991年5月25日，何格高在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他又提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
一同出席预审会的翁长溥接着发言，表示不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
最终的结果是，翁、何及另一位组员未签字。这是继论证报告之后，何格高第二次不签字。
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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