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铮要乐观一些，他认为，近年情况基本在论证预期之内，不存在当初未预料到的重大问题，只不过“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了望》新闻周刊获悉，2008年，三峡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三峡建委委托，组织院士和专家对三峡工程原论证进行阶段性评估，结论为“效益显着”、“利多弊少”，也有一些估计不足的问题，集中在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方面。
委托该评估项目的同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
延伸阅读：周恩来与三峡工程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十一期魏廷王争《三峡工程的提出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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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开发三峡设想的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孙中山。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在三峡河段“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年他又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到在三峡可以装3000万匹马力的发电机。这一设想，引发了几代中国人治理、开发长江的渴望。三峡工程最早的开发计划，是美国垦务局高坝专家萨凡奇编写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1944年9月，萨凡奇受国民政府邀请，乘小木船考察三峡，提出兴建三峡工程，并建议坝址设在宜昌上游5公里至15公里的南津关至石牌的河段上。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三峡工程根本不可能兴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4年长江大水使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防治长江洪水灾害问题的迫切性后，三峡工程才开始正式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号军舰，由“洛阳”号军舰护航，亲自视察长江。当时，我随林一山陪着毛主席从武汉到南京。在船上的三四天时间里，毛主席主要谈了两件事，一是了解长江流域的情况，并着重研究长江防洪问题;二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长江防洪是一个主要问题，这是一个大专题。林一山说，我们在长江上游的干支流选择了一些水库，将来能够对洪水进行调蓄，蓄一部分洪。毛主席问，这些水库修起来以后，长江的洪水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林一山回答，还不行，这些水库下面还有3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下暴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发生特大洪水。毛主席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一山说，当时美国人在这里搞过YVA计划，它是为了发电，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用这个水库大的库容进行防洪。毛主席说，这个想法好，你们回去之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之后赶快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不要讲。2月22日深夜到了南京，我们和毛主席分了手。这样，研究三峡工程的问题就被毛主席提出来。1954年大水过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商量，想让苏联专家来和我们一起搞长江规划。从1955年起，许多苏联专家来华和我们一起工作，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20多人，一般都是10多个人。从当时情况看，苏联的经验要比我们多得多，对我们是有一定帮助的。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长江流域的规划。
但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国内意见并不一致。1956年，促进和反对三峡工程的两派在报刊上公开论争。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毛主席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请周总理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
1958年南宁会议之后，周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在赴朝访问回国之后，马上来考察长江三峡。2月26日，周总理由武汉上船，视察三峡坝址和荆江大堤，随行人员有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水利部和电力部的专家以及长委的苏联专家，共100多人。我也陪同前往。2月27日，由我汇报汉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我们早就把汇报材料交给了周总理，他看得很仔细，我一边汇报，他一边提问。我们一见面，我一开口，周总理就说，我们是老乡。我说我是苏北盐城人。周总理说，你是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的小老乡。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个一个地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周总理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丹江口工程确定之后，湖北抓得很紧。其实周总理是想把丹江口建成高坝，林一山说，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先修丹江口，再建三峡，这是练兵。周总理对此表示同意，并决定，丹江口工程的技术问题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施工问题由湖北省政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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