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黄花塘以后，作为军部工作人员，王征明接触饶漱石的机会更多，他说：
在黄花塘，一个就是整风，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办学习班，大家都学习;一个就是敌后精兵简政，劳动生产，度过困难，我们军事机关基本上就是这两件事。整个新四军的活动，陈毅1943年走了后，他就是最高领导人，我们听他的报告最多。我这里有个复印件，你可以拿去看看，不过这个笔记本记饶的报告不全，例如饶作整风辅导报告讲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六条，讲得很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我早已没有了，如果我没记错，他讲的结束语六条是：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开展两条路线(同左倾、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他一条就是一堂课，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华中局整风扩大会他做总结，现在想起来，(那时)不到百余人，我们在黄花塘搭个草棚子，饶漱石讲话是没有稿子的，他最后讲毛泽东，连续讲了几十句毛泽东同志如何如何(崇敬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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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我才听说，饶政委在地下党时有个着名的绰号叫做机关枪(大笑)。真是高级知识分子啊，我佩服得没有话说!我那时候经常听他的报告，比如卫生部在姚庄办训练班(那里有一个休养所，我患病在那里休息)，他在医训班开学典礼上致辞，对那些各师调来的医生说：“革命和革命运动从社会发展史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之前的奴隶暴动和农民起义由于不能带来新的生产方式，都不能叫革命!”我那个时候政治水平有限，年纪轻，当时听了感到耳目一新……黄花塘整风时我们司令部的科长待遇很高，能与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学习。如政治部的副主任张凯、宣传部长钱俊瑞、敌工部长刘贯一、李亚农、锄奸部副部长梁国斌、新华社的负责人范长江……我是司令部参谋处二科副科长，在这样的会上，我只有听，都是他们部长副部长发言。钱俊瑞、范长江发言，饶漱石往往插话，意思不是说钱、范讲得不对，而是他讲出的意见更高一点，层次更深一点。那时候我心想：哎哟，钱俊瑞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老师的老师啊!
那时候，对饶漱石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形象也是很不一般：个子不高，身段厚实，两眼可是又黑又亮，留着小胡子。有人告诉我饶政委有时用生姜擦他漂亮的小胡子……基本上他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讲事情站得高，逻辑性强，讲得透，与陈毅的统帅与诗人的气质不同。陈毅讲问题，善于发挥，灵感爆发，不时像开一朵大花。饶漱石则是一位有学养的政治家，讲问题层层深入，越说越透。(那时)没有做报告看稿子这回事，包括我们讲话，也不用稿子。他生活上非常朴素，待人还和蔼。
谈到黄花塘事件，王征明说：
当时我只知道一点点，具体的我不了解。在整风扩大会上，饶漱石没点名，只是讲了“由于华中局本身的自由主义”，慢慢我们才晓得了，军长和政委之间有意见了。陈老总走了之后，人们有时(也会)讲他们的事，露出一句两句。叶超说有时拿电报给陈毅看，陈毅正在下围棋，叶超只好站在旁边等着(经常和陈老总下棋的有彭康—华中局党校校长，还有一个是胡立教)。一下棋他(陈)就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叶超那时是作战科副科长，他在下棋不敢打扰他。叶超告诉我，他有时看到饶政委也站在旁边等着，这样两人之间能够没有意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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