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明先生爽朗而健谈，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披露了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包括扬帆的个性。比如他说：
特科的早期领导人李强跟我讲过，当初搞特科工作，什么样的人都要用，小偷、开锁、偷东西的……什么样的人才都有，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还能用一般的人去要求吗?能成功吗?李强明确向我表态，“用胡钧鹤完全没有错误”。
(为胡钧鹤等人的复查)我与李涤非合写了一个报告，给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陈丕显，陈批交公安部复查后，将平反报告报中央，经胡耀邦同志批示同意，并给予胡钧鹤、孙洵干部待遇。我写信时胡钧鹤关在山西，得了精神病，徐汉光死了，孙洵在河南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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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毛主席来电报，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捕杀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3000人，市委副秘书长景晓村把电报给我看了，我们都很震骇。怎么了，镇反杀人还有指标啊。当时上海人口600万，必须承认，上海市委对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执行是坚决的，真正做到了领导负责，全党动员，全民动员。贯彻这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部署措施是有力的，成立了阵容强大的镇反办公室，全市抽调一大批局处级干部协助审理案件，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区别判处，对其中罪恶民愤极大的判处死刑，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批杀权实际上由扬帆(兼市检察长)、方行(副检察长)、汤镛(法院院长)几个人掌握控制，重要的还要报潘汉年复审，力争做到毋枉毋纵。
这样从实际出发，同中央电示要求指标仍然距离很大。后来黄赤波攻击扬帆的第一个罪名便是“扬帆抗拒中央和毛主席的镇反指示”。1951年春，在华东公安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出对上海使用特务的批评。根据公安部罗瑞卿指示的精神结合上海4月27日大逮捕，我们不仅把上海举办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后前来登记的重点人物区别问罪，而且在华东公安部直接参与下，把特情队伍也做了比较彻底的清理，按历史罪该逮捕法办的无例外地加以捕办了，包括军统保密局重要分子有立功表现的于陶生、朱岑楼等等。黄赤波却公然诬蔑扬帆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三千三(敌阵特情自首分子总数实际上只二千多)，杨尚昆遗着《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305页指出：“把本已基本查清或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纵容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事件。”
1954年我调北京工作，梁国斌同我谈话，透露饶出事啦，并说饶在上海连民主改革的口号也不敢提，改称民主团结运动。饶漱石在华东公安部召开的镇反会议上讲话，对当时华东各地对上海以特反特批判，没有说什么，对镇反运动他说华东地区各城市不必搞统一时间的逮捕行动，可以“此松彼紧，此紧彼松”。我以后才明白，对镇压反革命运动饶漱石自会有他本人的看法。我亲耳听到青岛市政保处伊处长在华东公安部会议上汇报，镇反高潮期间，青岛市错杀了一个被关押的同姓名犯人，当时点了名就拉出去枪毙了。枪毙后才知道名字相同，人搞错了。这是多么大的事，“人命关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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