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美国学者搜集整理、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30 中国民俗学网 张多 参加讨论
四、美国学者调查和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方法论 19世纪和20世纪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之所以热衷于搜集民间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便于传教。比如法国传教士童文献（PaulHubert Perny，1818-1907）、英国传教士沙修道（Rev William Scarborough,1840-1894）和明恩溥之所以重视谚语的搜集，是因为在宣教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使用中国谚语，教徒就很容易接受和理解。比如沙修道就曾明确说过使用中国谚语传教的效果好。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利用民间文学。除了上述例子，基督教在拉祜族、苗族、傈僳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群体中传播的例子也很典型。这种“文化接触”“文化融合”乃至“文明互鉴”是考量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活动的重要尺度。 20世纪前半叶来华的学者和传教士，搜集民间文学的工作方法主要是根据听到的讲述整理成文。歌谣短小有韵、便于记录，因而较容易做到忠实于口头演述。但是故事就很难做到忠实于讲述，多数情况都是学者二次整理编辑的结果。但是1980年代之后的学者，通常能够使用现代录音、摄录器材来记录。对他们而言最大的障碍是语言。有些学者精通民族语言，能够直接从民族语翻译为英语，比如安东尼·沃克精通拉祜语。但有些人主要借助汉语工作，比如马克·本德尔，他通常都有通晓民族语的合作者。 马克·本德尔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学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他很早就意识到要将这些动人的诗篇介绍给英语世界。早在1982年他便尝试将彝族叙事长诗《赛玻嫫》译成英文。1984年他又和史昆合作翻译了壮族的诗歌集《象鼻山》。由于本德尔是基于汉语整理本来翻译，因此只要有合作者，并不局限于某个民族。比如他和广西大学的达斡尔族学生苏华兰合作翻译了《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他自己介绍过工作的情形：“我们开始一起翻译这本书里的一些故事，通常情况下是一道工作。我先用中文读一遍，然后我们一句一句的翻译为英文；有时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用汉语讨论。” 2012年，马克·本德尔与吴一文、吴一方以及自己的学生葛融合作，通力合作完成了《苗族史诗》的苗、汉、英三种语言对照本。这个三语版本，运用了民族志的注释方法，对史诗中那些民俗事象、名词、语言现象进行详细描述注解。使得文本背后的文化含义呈现出来，便于读者进入史诗演述的语境。 中美学者合作研究是美国学者搜集整理和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方法，除了翻译上的合作，还有田野调查的合作，比如《定县秧歌选》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围绕河北定州秧歌展开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是一个著名的学术史案例，在数十年间，晏阳初（1890-1990）、李景汉（1895-1986）、陈逵（1902-1990）、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董晓萍、欧达伟（R．David Arkush）等中美学者先后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1933年，李景汉、张世文选编的《定县秧歌选》由平教会出版，北洋械器局印行。这是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诸多社会调查成果中的一种。李景汉是留美硕士，受过美式社会学的严格训练，深知调查方法对平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李景汉这位调查专家的作用，定县平教运动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成效显著。几年下来，除了《秧歌选》，他们还搜集到一百多个笑话、两百多首歌谣、三百多条歇后语、三百多条谜语和六百多条谚语。 后来，西德尼·甘博把《定县秧歌选》翻译为英语。甘博的翻译使这本集子在英语世界产生很大影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学生欧达伟（R.David Arkush）从1989年开始关注《定县秧歌选》，主要研究秧歌戏所传达的民众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后来，欧达伟找到了中国民俗学家董晓萍一起到河北进行调查。“1992年-1995年，我们多次来到定县，访问了当地的民间老艺人和小戏班社，收集他们的回忆资料，就定县秧歌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流传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参考历史文献，使用了相关的华北民间戏曲资料和民间叙事资料。”经过这些合作调查，欧达伟完成了《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后来他与董晓萍合作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几代中美学者跨越60多年的合作研究，也使得“定县秧歌”成为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的经典案例。 在翻译的技术层面，美国学者也有许多工作方法值得总结。首先是语言转换的模式，马克·本德尔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基于“民-汉-英直译”，借助汉语作为中介语言直接一对一翻译，这种方法缺乏语境信息和民族志资料。二是“民-汉-英全译”，虽然借助汉语中转，但是同时有充实的民族志背景、表演惯例信息、表演者的背景等。三是“双语翻译”，也即直接从对方语言翻译为英语或拉丁转写。这种翻译方式是表演理论所推崇的方式。 而有的翻译工作，在多名学者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工作关系，比如甘博将英译后的《定县秧歌选》署名为自己，但实际上李景汉等人才是原本搜集者。这种不寻常的关系就涉及到平教会整个定县活动的历史。晏阳初、李景汉、甘博、陈逵等人在翻译《定县秧歌》上有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点，江棘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考辨，此不赘述。 结语 一百多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持续性的关注，在各国学者中显得尤为突出。早期美国学人对歌谣、谚语、故事的搜集整理，对“歌谣运动”产生了“直接先导”的作用；而晚近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文本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本德尔在整体观照中国多民族口头传统文本化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全文本”（master text）或“整编全文本”（enriched master text）的概念，用来指代将多个口头文本整编为一个“完整”文本的工作方式及其产物。他尤其强调不能忽视整编全文本在中国流行的事实及其文化意义。这也是评骘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客观态度。 总的来说，美国学人在中国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客观上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发展，其译介工作也在中美人民之间起到了认知、理解的桥梁作用。1980年代之后来华的专业学者，其搜集、整理、翻译工作除了注重民间文学语境信息的呈现，还重视对中国语言文化对多样性的观照，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参照系。从美国一国的案例出发，放眼整个海外学者在中国的工作，都值得中国学界充分学习、借鉴、批判、继承和对话。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