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过后，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四起诉讼案件全部败诉，活人证陆续离开人世，遗址保护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认“慰安妇”历史。“慰安妇”索赔的意义更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而进一步挖掘这段即将消逝的屈辱历史还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为了尊严，控诉!
中国“慰安妇”的受害者们走上一条崎岖的诉讼之路;同时，还有一些“慰安妇”仍未鼓足勇气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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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惟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灭绝人性的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15年前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索赔艰难迈出第一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而万爱花当时因为已经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气影响。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在张双兵的再三劝告下，侯冬娥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此后，刘面焕、冯转香等人也陆续向张双兵回忆了当年那段不堪的历史。
张双兵特地选择1992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55周年这天，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5万至15万美元的索赔。尽管最后石沉大海，但中国“慰安妇”索赔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一度对子女都难以启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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