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关于“慰安妇”历史调查的工作还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历史学者苏智良。这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93年以来，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证人都已经陆续死去。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还有来自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市。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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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五一”前夕，江苏省如皋市一名91岁的老人周粉英通过家人向社会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妇”。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诉日本罪行之时，另一名活证人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却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来对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
【万爱花：她代表中国站了出来】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然而对日索赔至今没有结果，她仍然在承受着战争的创伤
79岁的万爱花和记者印象中差别很大。
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她，总是满脸的悲愤，满身的苦难。
第一次见到本人，记者却惊叹她散发出的活力：一身黑白相间的衣服朴素大方，说话声音洪亮，被日军压得变形的身体动作敏捷，一口假牙也舒展了她满脸的皱纹。
“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她干净明亮的房间接受采访。
国际官司要接着打
万爱花，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生不育。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我第一个出来替她们说话。”谈到15年前，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老人说，当时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国说出真理。
“我村里的一个媳妇，电视上看见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说那是假的吧?我说，电视上演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们是没见过，不知道，没受过那个害!”老人讲到这，叹气摇头，但依然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5起中国索赔事件，其中2起案件与“慰安妇”有关。而万爱花等十位山西盂县侵华日军受害妇女的诉讼，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对此，老人并不绝望。“官司还要打，不行就通过国际法庭，反正还要打，总要叫日本接受了，赔偿、救济，承认错误!”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她的朋友们正在做准备，要到国际法庭去打这个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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